要讲述香港过去的故事，用已经退场的胶片
多部吊足胃口的港片迟迟未能定下档期，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这些港片其中之一的《七人乐队》，终于定档7月29日在内地正式上映。
这部电影从2015年就传出筹备的信息，2018年已经拍完，陆续出现在很多电影节上。2020年6月，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10月，作为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2021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七人乐队》又与《风再起时》一道成为双开幕影片，参与执导的几位导演在香港高调合体。
然而，2018年年底，导演之一的林岭东突然离世。他已经制作完毕的《七人乐队》中的短片《迷路》，成为了最后的遗作。
杜琪峰导演工作照。
这是香港动作片、新浪潮与黑帮片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们的一次集体亮相，他们几位加起来一共获得过几十座金像奖奖杯。他们每人拍一部短片，要讲述香港过去的故事，用已经退场的胶片。
作为监制和发起人，谈起这部有关香港记忆的影片，杜琪峰变得异常温柔，与那位着迷于枪火和黑帮的导演判若两人。他今年67岁，已经有6年没拍过枪战片了。
致敬菲林
2010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之后，杜琪峰不再用胶片拍电影。同一年，杜琪峰奉为恩师的王天林走了。
胶片的退场似乎是一个时代交替的象征。杜琪峰感到惋惜，他觉得正是因为有胶片，才造就了香港电影，也造就了这一批导演和电影工作者。“我们是不是要为菲林做些事，表示对它的尊重和敬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想法。
《遍地黄金》单元剧照。
他想到去找一群导演用胶片再拍一次，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拍什么呢？应该用最珍贵的东西拍最珍贵的故事，能与越来越珍稀的胶片相配的，只有香港这座城市。他挨个给其他导演打电话，大家都欣然同意入伙。
香港的胶片代理公司几乎已经找不到了，也没有冲印的地方。他们在曼谷和台北找到了一些胶片，“浪费些时间，浪费些钱。”杜琪峰说。
最初计划是八部短片结合，每一部对应一个十年，取名《八部半》，借用费里尼经典之作的名字。但吴宇森因为身体原因中途退出，70年代成了空白。于是成了《七人乐队》，七个故事，从50年代一直拍到未来。
这70年正重叠着这一代导演的生命旅程。7个老港人，有4人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剩余3人生于50年代，最年长的是1945年出生的袁和平，今年67岁的杜琪峰年纪最小。
导演许鞍华。
袁和平与洪金宝成名于上世纪70年代，是香港动作片崛起的代表人物。70年代，李小龙、成龙相继为香港动作片奠定风格，袁与洪正是担任武指的幕后功臣。70年代末，一批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开始用镜头展现香港历史和社会经验，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许鞍华、徐克、谭家明是最重要的三位旗手。而杜琪峰与林岭东则是香港黑帮电影最杰出的作者，他们还都是王天林的门徒。香港电影的50年，几乎被他们概括。
作为监制的杜琪峰看完这些片子，看到了这代人之间共通的情感，也咂摸出一些不同的况味。“会觉得，哦，原来林岭东是这样想东西的，徐克是那样想的，洪金宝是这样看那个时代的，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他的语气像是沉入回忆一样缓慢下来，“加起来就会看得出——香港就是这样过来的。”
洪金宝导演工作照。
打头的短片是洪金宝导演的《练功》，讲述的是50年代一帮小孩在逼仄的天台上练功的日子。当时，洪金宝确实是在京剧演员于占元的戏班里练功，一起拿大顶、翻筋斗、挨鞭子的同伴里，还有成龙、元彪、元华、元奎等。等到他们年纪稍长，梨园行已经被电影业冲击得溃不成军，这几个被称为“七小福”的京戏小子，没唱过几天戏，却转身开创了香港动作电影传奇。
《练功》单元剧照。
杜琪峰也经过了漫长的学艺阶段，带他练功的师父是王天林。他17岁进入无线电视台，从办公室助理一直做到监制，受到王天林的大力提携，在《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里尝试做导演。1980年，他初次转行电影，拍摄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自己非常不满意，又返回电视台继续“深造”。六年后才重新拍起电影。王天林退休后，杜琪峰经常请他来客串，过过戏瘾，《黑社会》入选戛纳那一年，他特意带王天林飞到法国。
此次杜琪峰执导的《遍地黄金》，镜头对准了三个在股市里做着白日梦的年轻人。2003年，他们坐在茶餐厅里，看着港股瞬间上扬又下跌，没来得及上车；紧接着SARS来了，淘大花园因为病毒的传播成了“恐怖地带”，很多业主紧急抛售房屋，一个电话间就能降价几十万，三个年轻人也没敢买。到了2008年，港股又迎来爆发，他们终于上车了，踌躇满志。最后字幕升起，美国次贷危机震荡全球，恒生指数斩去三分之二。
《校长》单
元剧照。
“贪婪与恐惧，”杜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这部短片的意图，“这是人类的弱点。”
他并非意在拍一个当代惊悚片，他或许是希望对陷于弱点的人们敲一敲边鼓。
北上南下
与其余六个短片或温馨或幽默的底色不同，唯有《遍地黄金》拒绝回忆滤镜，而且，宿命——这个始终潜伏在杜琪峰作品的主题，这次又成了隐形主角。
来自杜琪峰金牌搭档韦家辉的宿命感，成就了银河映像的内在气质。1996年，杜琪峰与韦家辉创立银河映像，从此，负责剧本的韦家辉，为杜琪峰黑暗而浪漫的影像注入了宿命感的灵魂。
《PTU》里，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的枪，却在生死关头又突然出现，救了丢枪警官一命；而《大块头有大智慧》里，无论男主角多么努力，终究改不了女警察的命。与杜琪峰合作过《非常突然》的任达华曾如此形容：“导演的想法很有意思。下雨时大家以为有事发生，怎料一点事也没有，晴天时大家以为没事，怎料却出事了。这就是人生。”
谭家明（前右）导演工作照。
“仿佛提起（宿命）这两个字，大家都觉得是很悲哀的，因为无论你是怎么做，似乎都无法改变。但事实上，有太多事情发生，都是你一手做出来的。”杜琪峰如此解释萦绕在他电影中的宿命感。
距离香港导演集体“北上”，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20年足以知晓“谁负谁胜出”，在杜琪峰眼里，这或许也是各人的宿命。2004年，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生效，陈可辛、徐克、王晶、刘伟强等香港导演陆续北上，与内地电影公司合作。杜琪峰步他们之后，2011年推出第一部合拍片《单身男女》，他将迟到的原因解释为自己的国语不好。
如今，徐克彻底融入内地市场，最新的作品是《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他是三名联合导演之一，刘伟强也接连执导《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而杜琪峰在2016年拍完《三人行》就调头南下，回到了港岛。
《别夜》单元剧照。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当年《单身男女》作为第一部合拍片，就是一次稳妥至上的投石问路。此前杜琪峰的电影进入内地院线时，已经与内地电影体系略有切磋，《黑社会》更名为《龙城岁月》，结局残酷的《大只佬》经过大幅删改，《大块头有大智慧》的新名字里，还带着几分鸡汤的意思。
问路之后，正宗银河映像味道的《毒战》终于在天津开机。他在此片上映后感叹过，仅仅是把整个团队从天津移动到湖南，就要花去10天，这已经足够在香港拍半部电影了。在香港，最多不过是从九龙到新界而已。当然，除了适应这变得更大的天地，还需要适应其他一些东西。
徐克（中）导演工作照。
电影研究者谢枫曾指出，杜琪峰的作品中始终包含着对社会的反思。在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黑社会》里，他真正希望谈的是时代巨变中的变与不变。第一部里，时代看似变了，但帮派信奉的还是龙头棍和叔父们，到了第二部，则是真的变化。“我要表达的是何去何从。”他说。
他自己也受到过“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的困扰。1993年，他执导了周星驰主演的《审死官》和《济公》，如日中天的周星驰在片场占据着主导，这种感觉让身为导演的杜琪峰郁闷。他放空了一整年，想明白了，电影应该是个人的东西，他决意在商业的港片世界里拍作者电影。1996年，与出自TVB的韦家辉多次深聊之后，两人成立“银河映像”，正式开工。
那时香港电影市场已经现出颓势，1993年出产了207部电影，1995年就跌到了150部，武打片、喜剧片、赌片、黑帮片全都不行了，好莱坞电影呈碾压之势。在这个夹缝中，银河映像推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非常突然》《枪火》《两个只能活一个》，在猛烈的暴力与死亡中间，始终弥漫着一股宁静和优雅的气息，他称之为“痛苦的浪漫”。港片衰落的十年里，银河映像撑起了面子，并且保持着港片的活力。
袁和平 （右）导演工作照。
2016年《三人行》宣传期间，在北大的论坛上，有观众问他什么时候拍《黑社会3》，他肯定地说，一定会拍，但现在时间不对，不管到什么时候拍，“内容不会改”。他内心始终有一些笃定的东西，像一块暗礁，在潮起潮落中纹丝不动。
与《中国新闻周刊》谈到这几年时，杜琪峰表示“我当然是希望自己多些作品啦，”他说，“以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更聪明地去拍电影。”
《迷路》单元剧照。
这依然是一个巨变的时期。有时杜琪峰走在香港街头，一些原先很熟悉的路，都改到不知怎么走。林岭东执导的《迷路》里，任达华饰演一位移居英国的老港人，回到香港后一直迷路，目的地仿佛就在眼前，却怎么也走不到。
“林岭东这部短片表达得很清晰。这究竟是一件好事或者一件坏事？”他说，“世界不停地在转变，人类不停转变，香港只是其中一个改变的地方，很多东西只能记在我们脑子里面。”
导演林岭东。
自由与新生
杜琪峰常常以执拗和强势示人，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他又在片场毫不留情地骂了哪位影帝。因为不满金像奖的评选机制，他毫不掩饰愤慨和失望，近20年都没再参加这个年度派对，即便组委会依然不断将提名和奖项颁给他。
但他从未真的与香港电影界分隔，反而主动怀着一股家长般的责任心，譬如这一次组织《七人乐队》这样一次集体致敬。2005年发起了“鲜浪潮短片竞赛”，亲自找投资、办培训、做监制，为香港电影挖掘新人。“鲜浪潮”计划持续了十余年，至少十位新导演浮出水面。
2016年，他亲任监制，为三位出身自鲜浪潮计划的年轻人保驾护航，拍出《树大招风》，在下一年的金像奖颁奖礼上揽获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等五项大奖，他照样没有出席。而在那前后，他自己的作品却因为各种制约和妥协，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质量下滑。
《深度对话》单元剧照。
不过，他觉得年轻一代电影人欠缺了一点天马行空。这几年，《手卷烟》《浊水漂流》等几部青年导演新作收获不错的反响，再加上前些年的《踏雪寻梅》《树大招风》《一念无明》等，年轻一代香港电影人逐渐露出锋芒。与曾经各种类型百花齐放的年代对比，今时今日的港片，似乎萎缩到警匪动作片与社会写实片两种，前者负责票房，后者负责艺术。
“跟以往的电影比较，我会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在选择题目或者创作意念上很狭窄，不够开阔。”他谈到对当下创作的印象，“年轻一代比较（聚焦）社会问题，或者他们身边的实质的感觉。以往，徐克、洪金宝或者八爷（袁和平），他们很多是无中生有的。”
当然，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往武侠片、警匪片、喜剧片等各类型电影拥挤在影院时，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商业时代，彼时香港社会经济也迎来急速飞升。港片的市场不仅在本地，同时溢出到内地、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娱乐性是打通不同地域的金牌通行证。杜琪峰很明白今时与往昔的差异。如今港片又退回到本地市场。
往后，再有像《七人乐队》这样的集体作业，或许就要交给年轻一代了。“年轻导演的创作，我希望能够有能力支持的，能够做多些的，都希望去做。”杜琪峰说。
《回归》单元剧照。
时间总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告别发生在每时每刻。
今年7月，坐落在油麻地街角的美都餐室挂出了停业的告示。诸多香港影视剧曾在这里取过景，杜琪峰的电影里也留下过它的样子。这间有72年历史的茶餐厅，一直保留着半世纪以前的装潢，浅绿色的茶座、细方格的瓷砖，三叶吊扇在头顶嗡嗡地旋转，像一张泛黄的胶片，凝固着香港的往昔。
胶片终究在数字时代成了古董，美都餐室也到了告别的时刻。
“有些东西是没办法保留的，有时也会问，保留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杜琪峰仿佛自问自答，“我们只是一个平民，未必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去保留（它们）。但失去的就永远回不来，永远不会再出现，会有种可惜。”
现在，不仅找不到生产和冲印胶片的地方，连可以放映胶片的电影院也所剩无几了。所以这部用胶片拍摄的《七人乐队》，最终，还是以数字的形式放映。
发于2022.8.1总第105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杜琪峰：再用胶片拍一次香港
记者：倪伟（niwei@chinanews.com.cn）
排版：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