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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最可怕”,读来让人肃然起敬!

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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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学者金一南将军创作、多角度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史的力作《正道沧桑》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本书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宏大背景下,以战略思维和大历史视野,集中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联共(布)、共产国际、日本军国主义以及美国等力量激烈碰撞的历史,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强烈的使命担当探寻革命道路、挽救民族危亡、保家卫国、复兴中华的伟大征程。

大量珍贵史料

还原关键细节和重要历史场景

作者以极其广阔的视野、一以贯之的犀利文笔、磅礴的气势,生动客观地记录党史、军史、国史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展现其精神风貌,还原一个个关键细节和重要历史场景。

本书引用了许多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记载,还包括大量来自境外的珍贵史料,如日军、美军的历史记录和外报、外刊等。金一南教授在本书中对这些史料驾轻就熟,显示了其深厚的史料积累、调研和驾驭的功底。

在他夹叙夹议的笔下,那些早已远去的历史人物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鲜活饱满,有血有肉。而对于那些我们早已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金一南教授的描述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维度、更加深刻的理解。

金一南教授写道: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没有人看好这个政党,没有人会想到它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别说对手不看好,就连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大部分也没有想到。例证之一就是两位建党的发起人“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去参加。

这两位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因为盯着一笔校舍贷款,一个带领老师追讨工资,都没有去参加中共一大。而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刘仁静,当年才19岁,放到今天也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生。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去采访他参加一大的体会,刘仁静就讲了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议。

刘仁静之所以能成为一大代表,是因为李大钊走不开,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罗章龙到长辛店开工人座谈会,都没时间去上海参加刚成立、谁也不知能支撑多久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于是,这个莫大的历史光荣就这样落在了刘仁静的身上。

金一南教授问道: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亲手发起的党在28年后要夺取全国政权,他们会怎么做?但历史是不可预见的,这也是历史的最大魅力。

金一南教授的书中还提到了两位鲜为人知的红军战将的动人事迹,其中一位就是红十军团第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受伤被捕后,蒋军悍将王耀武负责审讯。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因为这位红军的师长“上身穿着三件补了多少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下穿着两双不同颜色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此外,别无他物。

当王耀武从他嘴里问不出任何情报,想利用其家人威逼利诱时,胡天桃答道:“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胡天桃虽然最后被枪杀,但是在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的意志和决心却令他的对手王耀武足足回想了几十年。

金一南教授感叹道,“思想交锋,王耀武并不是胜利者。”而像胡天桃这样的战将,在红军中不计其数,他们没有活到胜利的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就消失在历史的帷幕中

金一南教授写道:"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胸中的主义、心中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正是靠着那些播种而不参加收获的共产党员,我们的革命才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以鲜活故事切入

从史料中提炼规律 从现象中透视本质

本书既着眼于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描述与评论,也不乏鲜活的故事与细节,讲史生动不枯燥,评述深刻不教条,而是善于从史料中提炼规律,从现象中透视本质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力量之源和制胜之道,生动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在谈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何能成功,金一南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指引、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工农红军英勇奋战和统一战线的有效实行,还有一个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这也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自己给出的答案。农村包围城市为何可行,就是因为白色政权有矛盾、有战争,而我们的红色根据地都是边区,是各省交界的边区、各个军阀白色政权之间权力的结合部,这是真空地带。各个白色政权的之间的战争,为我们营造了能够生存、发展、壮大的空间,正是有了中国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有了这个前提,我们的主义、方略才可能发挥。

为什么共产党员能夺取政权?我们的军队的力量来源何处?金一南认为,这是因为在最发达的城市获得了最先进的思想,在最落后的山村获得了最勇敢的战士,虽然这两者有矛盾、有鸿沟,但中国共产党填平了这一鸿沟。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是有信仰的书生,二是被逼上梁山的草寇。更可怕的是这两种人的结合。中国革命者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

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确立“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原则,重塑了一支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的革命武装,保证了红军思想、组织和作风的先进性。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对自身的改造,让我们的军队从此走上了夺取胜利的道路。

在谈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的时候,金一南还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日军山口真一少尉包围了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的一个村子,想从村民口中套出在此地开会来不及离开的中共区委干部。全村5000人,其中1000人是孩子,日军拿着棒棒糖一个一个地给孩子,企图让孩子指出谁不是本村人。

糖硬塞进去,但又一个个被推了回来。几十年过去了,有人问及当年的一个孩子,当时真的不怕吗?这位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说到:谁也不是铜浇铁打,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金一南教授感叹道,真是凭着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着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这些孩子无人教导、不须商量,竟然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看似书写历史

实则面向今天展望未来

本书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奋斗史、创新史、胜利史,向读者展示出一条从百年沉沦到民族复兴的沧桑正道。在写史过程中,金一南始终不忘面向今天、展望未来,不时联系到当今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读来发人深省、令人振奋。

在谈到共产党人对正义的坚守时,金一南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而现在“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用利益取代正义,这都是对党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

在谈完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夺取政权之后,金一南教授表示,红色政权如何存在这一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一再出现,今后还会不断出现,成为我们调整、发展和改革的动力。金一南认为,共产党的可塑性,就是现代共产党政权的生命力源泉。

金一南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那段最为艰难曲折、最为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的养分太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笔巨大的财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开掘。现有的开掘又多被认为是观念说教,难以引起广泛持久的注意。

金一南教授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是对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想必,这也是金一南教授撰写本书的初衷。

 兼具思想性可读性

学者的温润勤勉和军人的格局与担当

洋洋洒洒三十万字,总共12章节,金一南教授的这本新书向读者展示了从百年沉沦到民族复兴的一条沧桑正道,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无人看好的小党发展到如今蓬勃发展、充满生命力的大党的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程。

本书语言平实、感情真挚、脉络清晰、评述深刻,思想性可读性兼具。读完本书,相信读者会跟小编一样从心底对那帮平均年龄也是就二三十岁、干革命的年轻人产生无限敬仰和感叹,更会对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中华民族觉醒与伟大复兴产生良多的感悟和体会。

金一南出生将门,他的父亲金如柏是位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作为一个根深苗红的红二代,金一南深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和情怀的影响。十年动荡,他曾被打成黑帮子女,初中刚毕业就到工厂当了工人。

其父平反后,他有机会入伍。第一年,领导就准备给他提干。他写信给父亲报喜,但父亲却只允许让他从基层干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了解国家和军队。

金一南回忆说,那一辈人受了不少委屈,但哪怕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革命家的情怀都没有改变。后来,金一南被分配到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图书馆工作,每天埋头研究各种军事理论,一干就是十多年。

国防大学图书馆是全军院校中馆史长、规模大的一家图书馆,藏书甚至接近130万册,还有外面早已无法买到的各类报刊。

这一段历史也成了金一南教授日后丰硕的思想成果、敏锐独特的见解、以及源源不断著述立说的厚植土壤。通过这十几年潜心的治学研究,加之一些机缘巧合,金一南也从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成长为全军教学名师,成为在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

在金一南教授身上,人们既可以看到学者的那种温润勤勉  也可以看到一名军人的格局和担当。金一南著有多部重要著作和文章,其《苦难辉煌》一书获图书出版的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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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沧桑》金一南著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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