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
山崎朋子与《望乡》剧组。左起：熊井启、山崎朋子、高桥洋子、栗原小卷、田中绢代
一
1979年5月，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团员有苏灵扬、欧阳山、梁斌、姚雪垠、冯牧、杨沫、柯岩等人，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在“文革”后派出的首个访日作家代表团，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东京访问期间，杨沫与柯岩拜访了电影《望乡》的原作者、报告文学家山崎朋子。山崎表示，这是她第一次在家里接待中国客人，对此既紧张又兴奋；杨沫与柯岩看了三遍《望乡》，对影片中的每个细节都很熟悉，所提问题具体而深刻，虽然是初次见面，三个人却像姐妹一样聊得热火朝天。杨沫说：“我正在写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当年我也是手拿武器的战士。我们的文学作品对日本兵的描写太过简单，只讲他们如何凶狠、残暴，很少触及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想在这本书里描写日本兵是怎样从普通人变成嗜血成性的魔鬼的，希望得到日本作家的帮助。”
山崎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真实、艺术地再现这一过程，很有意义。每年我都会收到大量读者寄来的信件和资料，其中有本日记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写的，他记录了如何参加‘满蒙开拓义勇军’到中国东北，他的家人如何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还有他对战争的认知和仇恨……这对您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变化或许有用。”
杨沫喜出望外，一再感谢。山崎又说：“我正在写《爱与鲜血——亚洲底层女性史》，但我听说中国已经没有妓女了，这是真的吗？”柯岩答道：“这是真的，新中国一成立，就彻底消灭了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娼妓业，我就参加过教育改造妓女的相关工作。”柯岩的回答引起山崎的极大兴趣，她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应该尽快着手研究；囿于手边的繁重工作，她与柯岩约定，明年秋天在北京相见。
二
1980年11月1日，山崎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我去机场接她。
山崎风姿绰约，一头丝绸般的秀发掩住半边脸，额上扎着一条黑色长头巾，戴着茶色墨镜，深蓝色衣裙外套着白色羽绒服；当她从人们身边走过时，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有朋友曾对我说，山崎的衣着打扮时常被人仿效，起初我还不太相信，亲眼得见，方知此说绝非空穴来风。访问中国时，她的名气、风度和神采就是最好的“通行证”——在机场，我拿着接待计划和部级单位的介绍信，请求有关方面给予免检礼遇，人家不为所动。但当我一指身后的山崎，说她是《望乡》的原作者，竟然“一路畅通”。甚至有出租车司机在了解到她的身份后，免收车费，以示欢迎。山崎高兴得像个孩子，跳着脚拍着手说：“北京人真热情，真豪爽！到底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东京，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抵京当晚，冯牧、姚雪垠、杨沫和柯岩在五芳斋为山崎接风。山崎谈了自己的采访计划，也“自报家门”——她幼年即失怙，寄人篱下，饱尝世态炎凉；长大后，她背着五升米到东京谋生，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日本是由男人主宰的世界，女人如果想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难于上青天——为了生存，她从事过多种职业，甚至还当过陪酒女。一天深夜，山崎遭一个对她“单恋”的醉汉破相，头、脸、手臂满是鲜血，缝了六十八针。说着，她撩开披在左侧的秀发，脸上露出三道很长的疤痕，她的右脸和手背上也有伤疤。那时她正在做照片模特，梦想着进入演艺界，这致命一击不仅使她丢掉了工作，也打碎了她的演艺梦。痛苦而绝望的山崎拼命在书海中寻找光明，她说：“是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山崎与儿童文学史家上笙一郎结婚后，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她还诞下了女儿美美。在丈夫的影响和鼓励下，山崎决定从事女性史研究，为不幸的女性呐喊：“那时候孩子小，我经常背上背着孩子，手里切着菜，眼睛盯着书，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指切破。我写作时，就给女儿一支笔，让她画画儿，她总会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好的稿子画得一塌糊涂。我责备她，她觉得委屈，说别的妈妈都带孩子去玩儿，可你整天写呀写呀……她哭，我也哭。就这样，我走上了艰难的文学之路……”
三
第二天上午，山崎去柯岩家采访。
1949年11月，柯岩刚满二十岁，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一日，领导派她去参加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当时北京关闭了二百二十四所妓院，收容了两千多名妓女，成立了八个教养所，帮助她们提高觉悟，学习文化，重新做人。教养所管吃管住，免费为她们体检、治病，还教她们语文、算术和劳动技能，许多不识字的人都学会了写信、记账。
柯岩说：“一开始，我不愿与她们接触，但后来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因为她们大多是苦出身，为生活所迫，或被拐卖，或上当受骗，虽然其中也有好逸恶劳者，但那是极少数。因为她们的经历不同、出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所以要因人施教，区别对待。经过半年多的教育，她们的变化很大，离开教养所时都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政府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有家的就送回家，没有家的便安排工作，有的人还参了军，看到这些姐妹走上正路，我非常高兴。”正是这段浸泡在血和泪中的工作，使柯岩懂得了卖淫制度是旧社会最残酷的剥削、最丑恶的痈疽，中国共产党刚一进城就着手铲除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娼妓制度，解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铲除的社会毒瘤，这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从那时起，柯岩就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正如她在《我的歌声》中写的那样：“世上有多少诗篇/是那样温柔地歌唱月亮/世上有多少诗篇/献给了夜莺/带着迷人的忧伤/但我们的党/却教我把自己的歌/献给麦穗/献给钢铁/献给斗争和理想。”
采访结束时柯岩告诉山崎，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城市都有妓院，可以再去采访一下，这对研究女性史有极大帮助。
在上海市外办的帮助下，作家茹志鹃陪同山崎到上海民政局儿童福利院，请院长杨洁曾介绍上海解放后开办“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的情况。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登记的妓女达三万多人，通过教育改造，她们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很多人都组建了新家庭，生儿育女，过上了好日子。
四
回到日本后，山崎来信，称中国对妓女的教育改造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举，她要在自己的书里大书特书。她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访问中国，但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我做梦也没想到电影《望乡》在中国这么出名，使我处处受到明星般的礼遇。今后，我会经常去中国采访，届时务请多多关照。”
果然，没过多久，她又到上海采访“八一三事变”时日军的暴行和饱受战火蹂躏的妇女儿童。
山崎先到复旦大学，请历史学者介绍“八一三事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和事件经过，之后她又去上海郊区的虹桥公社，了解日军轰炸虹口镇的情况。在听金月妹老妈妈哭诉十几位亲人的不幸遭遇时，她一边流泪，一边记录。当晚，山崎的心情始终无法平复，便约我去黄浦江边散步。风很大、很冷，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舞，她在江边站了很久，望着远方的灯火喃喃道：“此刻，金妈妈或许也没睡吧？我揭开了她心灵的伤疤，这是多么残酷！但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我不得不这样做，希望她能原谅我。作家应该是‘心灵的矿工’，钻得越深越好，采的矿石越多越好；但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同样经历过不幸的女人，谁愿意揭开别人心灵的伤疤呢？”
回到日本后，山崎陆续来了几封信，一封信说她正在走访参加过“八一三事变”的原侵华日军官兵，阻力重重，几乎没有进展，“但我坚信，血写的历史是无法掩盖的，我一定要把它挖掘出来，告诉人们，明鉴未远，不可忘记”。另一封信说中国文联代表团的陆石、凤子、谌容等人要来她家访问，她准备向他们介绍一下日本妇女的情况，同时委托我帮她办几件事：一、联系金月妹老妈妈的弟弟，他是日军屠杀的见证人。二、采访上海日本丰田纺织厂的包身工和组织1936年丰田纺织厂罢工的领导人。三、收集共产党员李秋华的资料，梨本祐平所著《在中国的日本人》和横光利一所著《上海》，都称她是1930年日本纺织厂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山崎说：“我不仅要写日军的屠杀，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也要写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反抗和斗争……”
五
山崎在研究女性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位名叫清水郁子的奇女子。她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现御茶水女子大学），后到美国奥柏林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留学，在取得硕士学位并修完博士课程后回国，到青山学院女子专科任教授，是当时获得女性最高社会地位的佼佼者。清水郁子有多种学术著作出版，在教育界、新闻界、妇女界名声显赫，但她却出人意料地嫁给一个在北京办学、丧妻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穷牧师清水安三。
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山崎发现他们是一对为理想献身的志同道合的夫妇，由此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校的人们》，在2003年7月由岩波书店出版后，很快成为当年日本的十大畅销书之一（中文译本于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她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记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清水安三夫妇为拯救那些在贫穷中走投无路的少女，创立了崇贞女校（即原北京市朝阳中学、现陈经纶中学的前身），教她们读书写字以及编织、刺绣、裁缝等技能，增强她们自理、自立的能力，帮助她们找到做人的尊严。在日军侵华时期，日本宪兵队对清水安三夫妇百般刁难，连去北美洲募集的办学经费都被夺去大半，但他们咬紧牙关，惨淡经营，不仅学校没有关门解散，还发展成为有小学、中学的学园。
崇贞女校初创时，缺少教师，清水安三夫妇便去找鲁迅先生帮忙。鲁迅先生推荐了一位名叫罗俊英的满族人，她知识渊博、能力超群，而且不计报酬、任劳任怨。从1930年至1945年，罗俊英一直担任小学部的校长。这所原本为拯救中国贫穷少女建立起来的学校，由于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友爱互助蔚然成风，连住在北京的朝鲜少女和日本少女也纷纷要求入学。学校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请中、日、朝三国的老师共同执教，同时选拔中国、朝鲜的优秀学子去日本名牌大学留学，为此还在东京设立了留学生宿舍。通过努力，这些少女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人生理想，为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山崎说：“我知道教育有多么重要。《望乡》中的阿崎婆不识字，一辈子上当受骗，任人宰割。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说你在书里写了我，官府知道了我的情况，按月发放生活费，以后你就不要给我寄钱了。正说着，她把装钱的信封拿给我看，我发现钱数比信上写的少许多，于是要求经办的公务员解释，他吓得面色如土，忙称自己因为有急事，临时挪用了阿崎婆的一部分生活费，今后一定补上。如果此事曝光，他将身败名裂，失去饭碗和家庭，所以我决定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让他照顾阿崎婆，并伺机把阿崎婆安排到养老院安度晚年。如果阿崎婆有文化，她的命运或许就不会这样悲惨了。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战乱年代，在北京的朝阳门外，也有一条细细的彩虹，把中、日、韩三个国家连在一起。我相信，这条彩虹不会消失，将永远悬挂在历史的天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