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俗语的形成，一定有其成因，绝不是无中生有的生造之言。例如：形容某人华而不实，空话连篇时，常用“说的比唱的好听”来讥讽。此语是如何形成？它与“说唱”到底有何关联？若要弄清成词因由，还需从岔曲和相声的历史脉络说起。
乾隆年间，四川大小金川发生土司叛乱，数次平叛皆败归，最终命云贵总督阿桂进川讨伐。岂料敌营设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之上，坡下草木皆无，毫无遮蔽，不等靠近敌营即被发现，随之滚木投石，乱箭齐射，使清军伤亡惨重。阿桂苦思冥想，终得攻山之法：命兵勇将饲料与泥土拌在一起，制成拳大泥丸，用类似放羊用的绳状投石器，将含有粮食颗粒的泥丸，在夜色中大量抛向山坡。阿桂于坡下远处屯兵围点，养精蓄锐，待两三月后，泥丸中的粮食经过雨浸，竟长成一片青纱帐。清军以此为掩护，趁其不备，迅速靠近敌营，一举强攻，终获全胜。息战之后，阿桂发现将士思归，便以青纱帐为题，编写《得胜歌》在军中传唱，以此安抚士兵思乡之情。
阿桂回京之后，因战绩卓著，乾隆帝赐宴奖功，兴建碑亭。其《得胜歌》被一通晓乐理的文官按照满族小调，改编成若干小曲，因编歌人名叫鲍小岔，故名“岔曲”。从此，“岔曲”在文人骚客中流行开来。
时至晚清，一些落魄文人为养家糊口，下海从艺，撂地演唱岔曲；但因岔曲占时较短，无法留住看客，所以每唱一段岔曲后便大段“使春”（说相声）。彼时在前辈艺人张三禄定名“相声”之前，业内称相声为“团春”。当时艺人“使春”都是先唱一段岔曲，然后开说段子。岔曲在团春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团柴”（说书）前的定场诗。由于岔曲千篇一律，少有新意，不能引起观众兴趣，而春口（相声）中抖的“包袱”才能逗笑观众，所以在观众看来一定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团春”有一支系，名曰“暗春”。所谓“暗春”即艺人“使春”时不露真容，而是向观众行礼后先唱一段岔曲，然后搬来布质的折扇屏风，挡在两把椅子前，两位艺人躲在屏风后表演“春口”，其内容都是模仿女性说话、百鸟之声、犬吠鸡鸣之类。大部分时间，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种表演形式在民国早期的京津两地较为盛行。“暗春”一般多在室内表演，而且不准少年进入，因为所说内容不乏荤口；更为奇特之处乃是两位男性艺人可以模仿男女偷欢时的情景，尤其说起女声的风骚情话，真真切切，足以让人热血沸腾，每到此时观众必会“抛杵”（打赏钱），因为“说的比唱的好听”。
“说的比唱的好听”之本意，只是对岔曲和春口的评判，并不含贬义，那么贬义又因何而生呢？其实这也是因“暗春”而起。其实，两位男性艺人在搬动屏风之时，屏风后早已藏有一位女性艺人，女人猫着腰随屏风一起就位，但观众却始终看不到这位女人。屏风有齐肩之高，二位男性艺人站在屏风后，只能露出头来向观众请安，其中一人用女声请安，甜甜美美，惟妙惟肖，然后二人坐下“使春”——其实，这女声并非出自男人之口，而是其中一男性艺人与藏着的女人对口型，如同表演双簧一样。所以说，“暗春”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经久表演此类节目，总会有“抛脱”（露馅儿）的时候，一旦被观众识破，这句“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俗语，也随之蒙上贬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