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新市民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市民是持农村户籍而在城镇生活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1年全国有2.925亿农民工。如果加上非务工性进城人员,新市民总人数超过3亿人。这个庞大的“候鸟式”群体,虽然总体上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却对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为了解新市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把农民工年增长率和GDP年增长率放在一起对比,看到的现象让人惊讶:虽然两者增长率大小不一,但是起落变化完全同步,涨落幅度非常相似。这个现象体现新市民作为城市人力资源“储水池”的特征,即当经济增长需要时,他们流入城市,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当经济下行时,他们首当其冲,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农村。
在肯定新市民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贡献后,我们进一步关注他们获得的生活保障,不难看出一个尴尬的现象:户籍和工作生活的两地分离,使他们获得的社会保障和他们所作的贡献并不匹配。离开乡土,虽然在原户籍地保留了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但实际上失去了很多的生活福利。他们担心物价上涨、晚年生活没有保障,仍然需要在原户籍地投入大笔资金建设空置且流动性极小的房子,同时还要在城市支付昂贵的房租。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支付了“双份”费用。另外,他们还需支付子女教育费和医疗费。这些现象的根源是城市既需要他们又排斥他们——需要他们为城市经济作贡献,又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保障之外。
3月4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完善金融服务,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这对于鼓励新市民融入城市、激发新的创新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改善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新市民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
第一,为新市民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普惠金融的对象大抵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留在乡村生活和发展的农村居民,另一个部分是新市民。在过去一个阶段,普惠金融要解决的主要是“有无金融服务”的问题。因此,当时居住在农村的居民是普惠金融聚焦的对象。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我国基本解了普惠金融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问题。下一个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要解决的是金融服务不足和服务质量的问题。因此,农村居民和新市民都将成为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
第二,新市民的金融需求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容高度重合。新市民的金融需求包含生产性的金融服务,也包含消费性和保障性的金融服务。目前他们在生产、消费和保障方面的金融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涉及信贷、储蓄、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支付工具。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单项服务,更是全面综合服务。
第三,服务新市民是保市场主体、稳就业,促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和疫情反复的双重压力,对新市民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特别是小微企业主和灵活就业人员,生产经营充满较多不确定性、就业不稳定、收入波动较大,在投资创业和消费支出上更加谨慎,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金融服务可以增强新市民投资和消费的信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同时,由于新市民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身份间的转换,与城市和农村发展都有密切关系,适当的金融服务既能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也能帮助他们回到乡村发展,利用他们在城市积累的经验、技能和眼界,发展乡村、振兴乡村。
今年上半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地金融机构加大新市民服务的力度和广度。苏州市作为经济发展强市,历来是新市民投资兴业的乐土,在新市民金融服务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市常住人口1285万人,非户籍人口523万人,占比40.7%,按照“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户籍人口也属于“新市民”的口径标准,苏州市新市民的数量还将更多,如何服务好数量庞大的新市民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地金融机构的机遇和挑战。
江苏省首家“服务新市民创新网点”在常熟农商银行揭牌,就是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走深走实的一次有益探索。未来,越来越多的银行网点将成为“新市民之家”,不仅彰显了一座城市发展的温度,增强新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且积蓄了未来更好发展的动能,汇聚更多新市民的智慧和力量建设城市,发展城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