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孤勇者
——评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郑从彦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只不过是一瞬。一百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不少已被世人所遗忘。若是从1921年发现仰韶村遗址开始计算，那么中国考古恰好走过了第一个百年历程。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考古这项学术研究既保持着它特有的纯粹，当然也融入了澎湃的国家理想和慷慨的民族激情。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一群人以世界的眼光去观察，以人类的文化作为标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准绳，去观照整个大文化的意义。在那样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大师走出了书斋，走向了荒野，他们追随徐霞客和宋应星的脚步，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纪元。
一百年前，以陈寅恪、丁文江、李济、赵元任、傅斯年、贾兰坡、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为代表的一代学人，披荆斩棘，上下求索。一百年后，荒野上的大师，虽已渐行渐远，但他们缔造的辉煌，从未被遗忘。《荒野上的大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让这段渐已模糊的历史，又重新清晰起来。
而这清晰的背后，是作者张泉前后历经十年的辛勤付出。十年来，他广阅博览，从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中，继续开掘深度和拓宽广度，力求将一代学人的精神与思想展现得愈加完整；他精梳脉络，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的演变为主线，重塑学人群像，重探学界浮沉，重现考古辉煌；他效仿前辈，不囿于纸上之材料，竭力奔赴未知的前沿，以科学之精神领略大师之风采，以踏实之态度感受考古之魅力。一百年前，荒野上的大师以求真务实之姿态钻研和重建中国考古史，从而使无数遗址为世界所瞩目；一百年后，张泉以他富有冲击力的文字，帮助读者回顾了中国考古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辉岁月。
正如张泉在书中所写“不世出的天才涌进同一个时代，合力造就时势”。当来自海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时，其实也预示着一个充满转折意义的时代即将来临。年轻一代的中国学人渴望重新发现古老中国的真相，因此当科学精神遇上爱国热情，重估文明的价值对他们而言就已不再是登天难事。在张泉看来，荒野与大师便是如此互相成就：荒野，因为大师的到来，成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现场；大师，因为荒野的呼唤，在绝境中突出重围，踏出新路。
对于四大机构，张泉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地质调查所定义为“书生担斧入山”，想必是要强调其对中国考古起到了开山作用。“正是这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走向荒野，进行一些科学化的考古发掘，从而培养了很多学术人才。”的确，以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代表的中国地质界先驱，算得上是这波考古浪潮的弄潮儿。特别是书中关于“北京人”头骨的发现与保存以及仰韶村遗址发现的相关描述，着实令人心潮澎湃。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张泉解读为“告别乌托邦”，这显然是一种遗憾的低吟。在这个学术的乌托邦，年轻人可以与导师切磋交流，可以读到各种古代善本经典、佛藏典籍，可以欣赏前所未见的文化图景。而王国维的退场，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由盛转衰的重要拐点。“重新发现中国”是张泉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最真诚的褒扬，该所从创始以来，不仅要承担学术研究的功能，更要背负民族复兴的使命，作为前所未有的一代学人，他们一度在荒野和书斋间寻求平衡。当然也恰是这一份纠结与矛盾，让其在世界汉学界占据重要一席。于是，回望安阳，回望的不仅是发现中华文明发源地的精彩瞬间，更是以李济为代表的一代学人的学术起点和人生最隆重的时刻。因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人们对中国营造学社最为熟悉。而张泉则将其理解为“被遗忘的‘长征’”。顾名思义，考察中国古建筑，行程漫长，只是时间会慢慢冲淡这次壮举。为了让读者再一次记住营造学社，张泉找到友人和同行与梁思成往来的书信、公函，甚至查询到了梁思成当年借阅的书籍，以尽可能回归到原始文本中的方式，见证一部全新中国建筑史的诞生。
中国考古至今已百年，正因为有这群徒步田埂的英才，中华文明之光方可以闪耀寰宇。他们是革新者，是突破者，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走向田野，终日与困难搏斗；他们在纸上的世界与地下的世界自由穿梭，终于建构起崭新的格局；他们挨过无尽长夜，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