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一些文化复古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加上南京国民政府中几个国民党员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前锋社”，提出一个口号叫“民族主义文艺”。他们的思想背景是：成立了新政府，国民应该好好建设国家，而且必须批评左翼文艺，同时也要批评鲁迅、胡适等人倡导的个人主义文艺、启蒙文学。这其中，作为启蒙文学代表的鲁迅，刚刚被左翼文艺界推举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后，鲁迅一个人身兼两种身份。
对于来自民族主义文艺阵营的批评，鲁迅自然要给予回应，他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这篇论战性的文章，除批评黄震遐在《黄人之血》中大肆赞美蒙古军队西征的畸形民族主义审美这一亮点外，其他部分显得理性不足。事实上，鲁迅在此前有过很好的演讲，后来也被整理发表，就是那篇很有名的《关于知识阶级》，不妨看看他那时是怎么说的：“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这句话中的“强有力”，完全可以解读为政府。鲁迅的意思，这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国家，它的政府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而以思想为指归的知识阶级，必然就会反对这样的政府。
其实，在“清党事件”之前，鲁迅是相信国民党的革命以及北伐的，这也是他当初投奔广州的一个原因，但是在广州遭遇“清党事件”以及南京政府建立之后，他觉得受了所谓革命者的骗，革命以及革命以后，并不如革命者宣传的那样。这一点，鲁迅与他的老师章太炎算是殊途同归了。那就是这对师徒都不承认南京政府，他们都认为，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的南京政府，改变了1912年成立的那个“五色旗”的共和国家。因此可以说，鲁迅至少在1928年之后是作为一个反抗的异议者或者说是独立知识分子而存在的。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他的文字就比较明晰了：“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
鲁迅的意思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做法，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狭隘民族心，所以一旦遇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涉及人命的事，民众往往容易产生激烈反应，但是雷同的事件发生在本国人之间，则民众则比较淡漠，对此鲁迅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在更早的时候，鲁迅也曾作过类似的思考：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
“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原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忽然想到·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