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显著特色，指一些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政府与智库之间双向流动。智库不仅能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还具有为政府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功能。
“旋转门”机制根植于美国两党制的政治土壤。每次大选后，新总统都要对政府改组，调整官员达4000多人，对内政、外交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有着迫切需求。一些重要官员往往不是出自议会党团和公务员队伍，而是出自精英汇聚的智库，弥补了官员专业知识的欠缺。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往往比较注意智库的研究报告，听取智库人员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建议。智库人员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政策顾问，不但可以发挥研究专长，还为之后加入政府增加了可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曾是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通过学术研究展露才华，逐渐跻身美国最高决策层，成为二战后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政治家。智库人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加入政府，成为政策制定者，不少卸任官员也通过“旋转门”机制加入了智库，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卸任高官加入智库，为智库带来了主政时的实践经验，提升了智库公信力，同时也为自己休养生息、反思得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提供了容身之地。
美国的智库机构热衷于利用“旋转门”机制，或是培养和输送专业精英，或是吸纳和汇聚卸任高官等。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美国历届政府都有来自该智库的研究人员，学会近一半研究人员有政府任职经历。这有助于智库准确理解政府释放的信息，也使智库的政策报告能很快到达白宫和国会，对最高决策者产生直接影响。此外，外交关系协会的成员中有几十人担任过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美国企业研究所现有30多名高级研究员中近一半都担任过政府要职。穿越“旋转门”的代表人物不少，次数较频繁的当属前常务副国务卿、美国顶尖战略思想家斯坦伯格。从1977年至今，他先后六次穿越“旋转门”。
诚然，独特的“旋转门”机制有效联通了政学两界高端人才，加强了政学两个体系的结合，促进了人才流动，发挥出智库“人才孵化器”和“人才蓄水池”的积极作用。但政策研究和行政事务毕竟属于不同领域。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或许是优秀的研究者，但缺乏行政实务经验，未必能很快适应和熟悉政府运作；政府官员转向学术研究，也面临较大跨越，行稳致远，殊为不易。另外，“旋转门”机制受金钱政治文化的影响，涉嫌利益输送，在国内外也饱受诟病。
（摘编自《秘书工作》2022年第6期 阚四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