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天津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全面大修天后宫，复建宫南、宫北大街。工程同年5月17日动工，12月17日竣工，1986年元旦举行开业典礼，当时俗称“文化街”，1989年正式定名为“古文化街”。如今其东门面向海河并已成为津门地标的过街戏楼，便是那时建造的。与今不同的是，当时紧挨着戏楼两旁，还向海河方向延伸出两座一模一样的高大转角仿古建筑。琉璃瓦坡顶下，数根红色水泥柱间木结构的隔扇门窗，再配以宫灯、彩绘和古色古香的店堂，使其显得隽秀中透着古朴，庄重中带有典雅。尤其是两座店堂正门上方悬挂的相同黑漆牌匾上，镌刻的著名书法家、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题写的“津门书社”四个绿色大字，更是使得整体建筑熠熠生辉，与众不同。
文化街开街仪式上，老市长李瑞环致辞并剪彩时，我就在现场。因为文化街开业典礼后，津门书社也要举行揭牌仪式。而这个牌匾便是我供职的《天津书讯》报美编制作的，上面的赵朴初题字，更是我们报社同事辗转约来的。我那天的任务，便是为自家报纸采写包括津门书社在内的文化街上多家书店开业的现场报道。同时还应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天津出版工作》编辑部之约，为他们杂志写一篇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创建津门书社的纪实文章。他们之所以找我，除了我们报社就在天津发行所办公，知道其接手筹建书社的内情外，还因为从津门书社的起名，到牌匾题字和制作，都是在我们报社的协助下完成的，我曾亲历了全过程。
宫南宫北大街复建伊始，决策者便要求街道两侧的仿明清二层砖木建筑，要突出文化味和书卷气。因此，全街建成后，首先面向书店等文化系统招租。在市新闻出版局牵头下，天津市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天津市古籍书店等图书发行部门，统一来到现场选址。经过反复考察比较，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选中了戏楼两旁的仿古建筑，拟开办津版图书和年画专营。租赁协议签下后，发行所领导委托系统内资深人士和我们报社编辑共同为书店起名。后经多轮讨论，最终从数个备选名称中，定下了老出版人洪东藩所拟的“津门书社”。记得当时对称“书社”还是“书店”，还进行了一番争论，后来我们总编说，文化街突出的是传统文化，“书社”是过去对书店的别称，用“书社”比较符合环境背景，于是便一锤定音。
有了名称，找谁题字又成了难题。因我们编辑部墙上挂满了名家题词和字画，发行所领导遂将这个难题委托给了报社。一日，在编辑部聊天时，一位编辑说，他母亲是进城老干部，战争年代曾和开国上将杨勇的夫人林彬结为姐妹，而林彬又和时任中国书协副主席的赵朴初熟稔。正可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旁的报纸总编闻此，立刻不失时机地提出请他联系赵朴初题写“津门书社”。就这样，在总编和这位同事的努力下，终于拿到了赵朴初的亲笔题字。这个原件我见过，是写在一尺长三寸宽的宣纸上。字虽小，但写得大气庄重，俊逸神秀。后来听这位同事说，他们第一次去北京，林彬便给赵朴初打了电话，当时赵在外地，让过几天再来。一周后他们再去北京，找到赵朴初住处后，却没见到其人，只是保姆在门口将林彬的介绍信和书写内容拿了进去。按约定他们第三次到赵府时，又是保姆出门将写好的字条交给他们，仍是没有见到赵朴初的面。
有了赵朴初的题字，牌匾制作也落在了报社。记得当时美编先是借来幻灯机，把题字按牌匾尺寸逐个放大到白纸上，描画下来再用复写纸将其拷贝到黑匾上，然后便是一刀一刀地刻，最后再描上绿漆和红图章。当两块牌匾制作完成，我们一同将其挂到两座店堂大门上方时，蓦然发现，与文化街上荟萃斋、朝晖园、丰裕斋、万里堂、文林阁、文运堂、琳琅阁、今古书社、敬业书刊社等书店牌匾相比，津门书社的匾额确是独具特色。
开业后的津门书社买卖兴隆，平日里经营津版图书的批销和零售，到了年底则成了年画和挂历的海洋。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在开业15年后，它却被拆掉了。2001年，古文化街被纳入到海河楼商贸区的整体规划中。当时管理部门曾面向海内外重金征集古文化街改造方案，后经多方论证，确定以“吉水祥云，潜龙出世”来重塑古文化街这条“潜龙”。2004年古文化街提升改造完成，津门书社在这次改造中被拆除。如今，无论是赵朴初的题字原件，还是那两块牌匾，均不知所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