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才
信息化时代，智能设备、电子监控齐上阵，警方抓捕嫌犯不再是一件难事。但在出门靠走、信息靠吼的古代，官方只能采取人工方式锁定犯罪嫌疑人，费时费力。纵使如此，古人为将漏网逃犯绳之以法，还是总结出了一系列抓捕犯人的办法。
早在西周，官方为便于统计人口信息就已建立起户籍制度，并设立专职官员“司民”负责人口登记管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为维护社会秩序，将户籍制度细化，采取登记方式，设立书社制度，明确百姓以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凡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在此基础上，战国时期政治家商鞅又发明“照身帖”，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用于辨识身份信息。此后，度牒、路引等作为证明个人身份有效性的文件相继出现，没有这些证件的人无法外出住店或是前往异地办事，这也由此成为官府缉捕犯人的直接手段。
在古代，除两宋以外，历朝历代普遍实行宵禁制度，百姓通常不允许在夜间出行。倘若一个人宵禁时在街上游走，除去办案的官差，只可能是潜逃的犯人。因此，但凡被官方通缉者完全没有落脚之处，落入法网也是迟早的事。
封建社会宗族观念较为深重，统治阶级倡导家国合一，以家庭为单位的保甲制度应运而生。如汉代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代四家为“邻”，五邻为“保”；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清朝进一步实行“牌甲制”，用以维护封建王朝的权威。
这种保甲制度的推行最直接的后果便是让犯罪嫌疑人无处遁逃。因为古代生产力相对落后，交通信息均不发达，人口流通较为缓慢，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只生活在一个地方。如果在某个区域出现一个陌生人，势必会遭到官方的盘问。众目之下，逃犯极有可能会露出马脚。
此外，各地官府还普遍采取异地联合办案的方式，将逃犯的画像和通缉告示张贴在街巷的显眼位置。此种情况下，嫌犯迫于心理压力，会处于一种恐慌状态，行踪变得相对诡异，被辨识出来的可能性也将增大。
对于那些逃逸的重犯要犯，官方还会巧妙借助民间力量，在缉捕令中附加有奖悬赏的条款。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一些胆大者便以赏金猎人的身份跳出来提供线索，协助官方捉拿犯罪嫌疑人。
在古代，既有照身帖的人身约束，又有保甲制度的地域限制，外加悬赏令的推动助力，三张大网互为优势，共同发力，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也就不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