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的记载也有邯郸城萧条景象的描述，《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向栩传》：“拜赵相。及之官，时人谓其必当脱素从俭，而栩更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当时邯郸城中驻有两套官衙机构，一套是赵国王府官属，另一套是邯郸县令官属。向栩是赵相，在王府中办公，当时王府官舍居然遍生蒿草。总之，东汉时期的邯郸尽管它的地位衰落，也仍在一般县城和郡城之上，但由于西汉末年战争的严重破坏以及东汉时期土地兼并激烈的社会环境，邯郸的经济长期得不到恢复和发
展，终于日益走向衰落。
第五节赵地的民俗与文化
因赵地在战国与汉代有所区别，故《史记》《汉书》记载的赵地，特指以赵都邯郸为中心的今河北省南部地区，有时赵还专指赵国的都城邯郸。由于赵国所处特定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差异，赵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形成了特有的民俗特点与文化艺术特色。
一、独具特点的民风民俗
司马迁曾对赵地民俗进行过很好的概括，《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对此，《汉书》卷28下《地理志》也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人，他概括的赵俗反映了战国至汉武帝时期的状况。汉武帝以后至西汉末（包括新莽时期）的100多年时间，这种风俗仍无多大改易。这里讲的好像是中山，实际上还包括赵地在内。班固是东汉前期人（32—92），他概括的赵俗除文字较为简练外，主要内容与《史记·货殖列传》并无大异，还特别指出：“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可见，《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赵地与中山
的民俗与民间文化，也是邯郸民俗与民间文化的反映，实际上是对战国至西汉时期赵地民俗的总概括。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赵地男子“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这段话对赵国男子风俗概括了两个特点：一个是“相聚游戏”“悲歌忼慨”“多美物”“为倡优”。是说赵地男子喜欢聚会娱乐，歌声深沉悲凉感人（亦说明普遍善歌），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歌舞杂戏谐谑职业。另一个是“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是指白天纠合一起杀人越货，晚上却从事盗墓及奸邪等活动。
赵地男子除了歌声的韵律悲壮感人之外，也兼有为人慷慨大度与重义尚气的特点。所以《汉书·地理志》还说，邯郸一带“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这在文献上可以得到某些印证。如汉初赵相贯高等因谋杀刘邦备受酷刑，宁死而不牵连张敖，最后连刘邦也被感动。贯高等人这种“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的精神，正是“高气势”和重义尚气的具体表现。像蔺相如出使秦国完璧归赵、渑池相会怒斥秦王，廉颇负荆请罪等，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俗男子“立名义”“高气势”的普遍风尚和直爽、粗犷、坦荡、重诺（诚信）的性格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