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民为本 简政降负
庆历二年（1042），23岁的苏颂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先在地方任观察推官，庆历三年就任江宁县（属今南京市）知县。苏颂到任后发现，江宁县赋税征缴工作非常混乱，“税赋图籍，一皆无艺，每发敛，高下出吏手”，由于是一本糊涂账，江宁官吏总是趁机浑水摸鱼，每年向百姓征税多少都由他们随机而定，那些富家大户为了少纳税、不纳税，都会向主管征税的官吏行贿，以至于到最后，贫苦百姓反而成了征税的主要对象。畸重的赋税导致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
鉴于此，苏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清底数。每次审理案件时，他都会详细询问原被告双方的人丁和家产情况，并一一记录下来。等到按户籍核定应纳税额时，有的富户隐瞒财产，不如实上报，苏颂马上就会警告他说：“汝有某丁某产，何不言？”你家有某某人口某某产业，为什么不说？简直比他们自己还清楚，这些人无不感到惊惧害怕，不敢再有所欺瞒。在掌握了全县户籍、财产的准确数字后，苏颂“遂刬剔夙蠹，成赋一邑”，剔除过去所实行的办法，在县中统一赋税，即按照人口和财产的多寡进行征收，简单而易行。这样一来，彻底使官吏们失去了中饱私囊的空间。百姓们从此不再任由他们拿捏，无不对苏颂交口称赞。不仅如此，邻县在借鉴采用了他的办法之后，都感觉深得其便，百姓更备受其益，以致许多百姓都自发地赶到苏颂的堂下拜谢。
苏颂治理百姓，就是这样制定规矩，公开标准，一视同仁。应当为国家尽的义务，皆须竭力；反过来，如果是苛求于百姓的额外负担，他也敢于拒绝。苏颂在任颍州知州时，为修建皇陵，宋英宗下旨从各地征调各种物资。于是“有司以不时难得之物厉诸郡”，某些主管官吏借机搜求珍稀难得的物品，地方百姓深受其害。苏颂对此感到十分气愤，他上书皇帝为民请命：“遗诏务从俭约，岂有土不产而可强赋乎？”先皇的遗诏里交代丧事从俭，怎么能将当地并不出产的东西强行摊派呢？于是断然拒绝侵害百姓利益的行为。
二
奉行故事 坚守原则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苏颂时任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秀州（今嘉兴）判官李定通过攀附王安石，被宋神宗越级提拔为监察御史，并令苏颂起草任命诏书。苏颂予以驳回，理由是官吏的任免应按章办事，然而“今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未经正常的考察、推荐程序，而且“不惟超越资序，未压群言，抑亦有乖国朝从来法制”，轻率越级提拔，不仅令人心不服，更重要的是违背法制。
神宗说：“去年我就曾下诏，朝中选官不必拘泥于官职高下。”再命苏颂起草。苏颂认为把李定从地方上调到中央担任京官，已是优恩，若还让其在御史台这么重要的部门工作，自先朝以来，未有此例。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幸门一启，则士涂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因此，他再次选择了拒绝。
神宗生气地威胁说：“久格诏命，恐将得罪，卿宜思之。”抗旨不遵，将是什么罪过，你可要想清楚。苏颂依然不为所动，毫无惧色地回答：“臣闻治道在察臣下之邪正，邪正之分，唯所操守。若臣前以为不可，今蒙陛下召谕遂变前言，乃奸邪固位之臣所为也。”表达的意思是，我所坚守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如果因为害怕受到你的惩罚就改变立场，那是奸佞之人的所为，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就这样，苏颂前后五次封还词头，直到被免职，也不肯按照宋神宗的要求起草诏书。
在苏颂看来，“人主制法者，乃欲以法拘制，不得以特旨指挥”，即使是皇帝也不应当以制乱法。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宁可官不当了，也不能失去内心的坚守。
元丰二年（1079），苏颂权知开封府。上任不久，京城里就发生了一起恶劣的刑事案件。前宰相陈执中之子国子监博士陈世儒的母亲被府中的奴婢杀害了，而奴婢供称是受陈世儒的妻子李氏指使。此案经审理，由于并没有确凿证据，所以只将杀人的奴婢判处死刑。苏颂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抨击，称其与陈家为世交，故而徇私枉法，包庇真凶。
汹涌的舆情令神宗皇帝都坐不住了，指示苏颂说：“此人伦大恶，当穷竟。”皇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他想尽办法从严从重判决陈世儒和李氏，以平息民愤。苏颂却回答说：“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事情关键在于司法部门查清事情的真相，我不敢减轻处罚，也不能加重刑责。
神宗对于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指示大理寺和御史台重新审理此案，苏颂也以徇私枉法的罪名被逮捕关进了御史台大牢。负责审案的御史暗示他只要指认陈世儒夫妇指使杀人，就能将他无罪释放，“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面对威逼利诱，苏颂回答说：“诬人死，不可为已。若自诬以获罪，何伤乎？”诬陷别人，是断不可能做的。如果自己交代问题而获罪，那没关系。于是细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来的调查证明了苏颂的清白，他被无罪释放。神宗感叹地说：“卿直道，久而自明。”这也是对他为官品格的欣赏与认可。
三
内方外圆 以情动人
苏颂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做事“务在奉行故事”，必须遵守已有的规定，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他也并不是脑袋一根筋，有时也非常具有人情味。
熙宁八年，杭州因旱灾而至饥荒，翌年又发生大瘟疫，神宗皇帝亲自选派苏颂任杭州知府去赈灾。有一天，苏颂外出巡查，在大街上遇到一百多人戴着枷锁，他奇怪地上前询问。得知面前是知州大人，这些人都跪下来向他哭诉说：“我们都是向市易司借钱的生意人，由于无法按期还钱，结果被抓了起来。我们昼夜被囚禁，没办法做生意，即使死了也无以偿还啊！”苏颂听完，对他们说：“如果我现在把你们放了，你们都要好好做生意，赚来的钱除了供衣食之用，一定要全部用来偿还官府，你们能做到吗？”这些人都跪谢说：“我们一定不敢失信。”手下人不无担心地提醒说，如果这些人跑了，朝廷一定会追查此事，到时岂非得不偿失？苏颂不为所动，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了。结果到了还款期限，这些人果真把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了。
苏颂担任颍州知州时，赵至忠作通判与他搭档。在宋代，通判这个职位很重要，它一方面负责兵粮、户口、诉讼等事务，而且知州发布的命令还需得到通判的联署才能生效。此外，他还有一项权力，就是监督地方长官的一言一行，并可直接向皇帝报告，因而对地方长官的权力形成掣肘。如果知州和通判政见不同，意见相左，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内耗。赵至忠就有这样的古怪脾气，在他之前就职的每个地方，都会与当地的知州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以难合作闻名。
苏颂深知领导班子团结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所以上任后，他放下一把手的架子，凡州内的大小事情都会主动找赵至忠商量，一起研讨决策，“待之以礼，具尽诚意”，处处表现得十分礼让、谦卑，一点架子都没有。赵至忠从未被人如此尊重过，因而十分感动，对苏颂的工作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有一次他对苏颂说：“身虽夷人，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公与韩魏公（韩琦）耳！”由于苏颂善于团结下属，使领导班子形成了合力，颍州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朝廷的赞许。
四
清正廉洁 不立党援
苏颂从地方官做到京官，从掌管一地，到官至宰府，素来洁身自好，不贪不占，更不结党营私，沽名钓誉。
苏颂先后任吏部、刑部尚书，掌管选拔官吏大权，后又升任宰相，推荐了许多人才，但他从不收受“苞苴”（赠礼）。只有朝奉郎孟安序每年会带一斤双井茶给他，这是他唯一收受的微薄之礼。宰相富弼称他是“古君子”。苏颂任宰相后，按照惯例，子弟也可享受荫泽，同为宰相的吕大防因此提议将“累任京局”的苏颂之子苏嘉以“宰相子弟，例除馆职”，苏颂拒绝说，“馆阁乃朝廷育才之地，岂可令子弟以例得之”。
苏颂在朝任职时曾长时间负责校正编撰古籍，他“廉静自守”，分配什么工作就兢兢业业，从不挑三拣四，寻求升官。宰相富弼、韩琦很欣赏他的品格和才能，特意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并不为自己求取京官，反而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地方任职，受到两人称叹，“同表其廉退，以知颍州”。
苏颂的时代，党争激烈，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苏颂立身中正，不偏不倚，从不靠投身哪个政治派别以求荣升。权臣吕惠卿也是泉州南安人，他曾对人说：“子容，吾乡里先进，苟一诣我，执政可得也。”意思说苏颂是我的老乡，如果他肯来拜见我，可得副宰相的职位。官场最讲人脉，别人发掘人际资源都要钻窟窿盗洞，可苏颂面对这送上门的台阶，反应只是“笑而不应”，既不拜谒，也无恶言。
不管政治风向如何变幻，苏颂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和政治立场，不为威胁或利诱所动。北宋政治家曾肇称他“论议持平，多循故事。避远权宠，不立党援”。
苏颂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为政长达五十余年。他秉承“持中守正，务持大体”的执政理念，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擢升宰相，位极人臣。南宋理学家朱熹称赞其“道德博闻，号称贤相”，苏颂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