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汉末年的邯郸战乱
在王郎称帝不久，刘秀于更始二年（24）正月进至蓟县。他本想利用当地力量讨伐王郎，结果“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好仓皇逃出，听说只有信都郡不肯归附王郎政权，便星夜驰赴信都。在信都太守任光及巨鹿豪强耿纯等人的帮助下，刘秀才获得了喘息之机，站稳了脚跟。随后，刘秀便集结兵力，开始大举进攻王郎。这时，更始政权也派尚书仆射谢躬率六将军会攻邯郸，形成了两路夹击邯郸的战略态势，对新成立的王郎政权极为不利。
刘秀军队首先与王郎军大将李育战于柏人，双方互有胜负。紧接着刘秀又围攻巨鹿，双方各投入数万兵力，王郎军守将是巨鹿太守王饶，刘秀军队进攻月余未能奏效，双方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后来刘秀采纳耿纯建议，舍巨鹿而直攻邯郸。“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当时，刘秀军队自北面进攻邯郸，而谢躬则领兵从南面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王郎
政权因两面受敌数战不利，乃使其谏议大夫杜威持节请降，条件是请求封王郎万户侯。刘秀只答应给他一条生路，拒绝其他条件。杜威认为：“邯郸虽鄙，并力固守，尚旷日月，终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表示不肯屈就，谈判破裂。于是刘秀、谢躬并力急攻二十余日，至五月甲辰，因王郎政权的所属大臣少傅李立叛变，开城门迎降汉军，邯郸即刻被占，“郎夜亡走，道死，追斩之”。王郎政权从建立到灭亡，前后只不过半年时间。
王郎虽然号称皇帝，也仿照西汉政权建立了一套政权机构，但他的政权实质上是一个地方性的割据政权。王郎不过是一个以口舌行骗的“卜相工”，刘林虽出身贵族，是赵敬肃王之后裔，但其主要活动于赵、魏之间，也仅与地方豪强势力联系密切。其他构成王郎政权的另外两个核心人物李育、张参，也都是“赵国大豪”。由此可见，王郎政权的地域性非常明显，它实际上代表了邯郸或曰赵国豪强地主利益的地方割据政权，缺乏应有的战略远见，因此而坐失良机，致使刘秀得以积聚力量，发展壮大。在军事上处处采取守势，被动挨打。决战时刻还一度动摇，甚至以万户侯为乞降条件，更显示出这个政权的地方性和狭隘性，所以说王郎政权的失败和短命是必然的。
刘秀在攻克邯郸之后，占据了黄河以北幽、冀两州的大部分地区，并进而扩大了势力范围，终于羽翼丰满，实力大为膨胀。更始帝立他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刘秀不仅拒不应召，而且准备火并谢躬率领的军队。攻克邯郸，本是刘秀与谢躬两支军队联合作战的结果，城破之后，两军“分城而处”，并相互戒备。刘秀“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既罢独与（马）武登丛台”。刘秀设局于丛台欲杀谢躬的图谋，只是由于意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但刘秀又利用这个机会拉拢马武。马武“由是归心”。
总之，刘秀在攻克邯郸之后，就与更始政权正式脱离了关系。因此，从刘秀围攻王郎政权的行动来
看，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他的远大战略意图，而且邯郸之战成为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重要起点，也是其战略实施的关键一棋。
二、东汉时期的赵国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继续以邯郸为都而设置赵国，下辖邯郸、易阳、襄国、柏人、中丘五县。东汉的赵国同西汉后期一样，除在经济上拥有特权，坐食租税外，政治上已无多大意义，同西汉前期的赵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因此，赵国的政治地位较之昔日已是一落千丈，这时的赵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地域较小的藩属封国而已。
东汉建武五年（29），迁广阳王刘良为赵王。建武十三年（37）光武帝又裁并了一批王国，将一批王爵降为公爵，因此刘良被降为赵公。建武十七年（41），刘良卒于京师洛阳，后追谥赵孝王。同年子刘栩继位，建武十九年（43），又恢复了赵王之号，在位40年，晚年改名为旰，于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卒，谥节王。子刘商继位，达23年，于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卒，谥顷王。子刘宏继位，立十二年卒，谥靖王。子刘乾继位，刘乾是东汉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赵王，长达48年。刘乾继位之初，曾在居父丧期间私娉小妻，又好微服出游，一次出游邺、易阳，随从的家奴因盗取官亭之物，与亭佐发生争执，并将亭佐打伤。此事被赵相奏上朝廷后，割削所辖中丘县，以示惩罚。后来由于能“改诲前过”，又恢复削封的中丘县。刘乾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卒，谥惠王。同年，子刘豫继位，在位时间不长便死，谥怀王。子刘赦继位，于建安十六年（211）卒，谥献王。子刘珪继位，建安十八年（213），刘珪被徙封博陵王，赵国绝封。东汉时期，赵国自刘良至刘珪，赵王一系凡传八代，计1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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