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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北平高商”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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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北京城里各式学校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各所学校的设施逐渐完善,办学也十分广泛。就学校种类而言,有大学、专科、专修馆、传习所、讲习所、专门学校、师范等;办学性质则有国立、地方、私立、教会等,总数达三百余所。

笔者收藏的三张老照片,可以窥探当时学校的一些端倪。这三张照片分别拍摄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和民国三十年(1941年,照片背后用红笔标出公历年代)。有两张照片中的横幅说明了其所属:它是北平市立高级商科(商业)职业学校老师与学生们的毕业照。

笔者开始查找“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的相关资料。在网上查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西安理工大学官网上的建校历史沿革一栏中,都提到两校的源头是出自于1937年建立的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

疑惑随之而来。这两所高校官网上说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创办于1937年,而笔者收藏的照片中,横幅上的标注说明了拍摄时间:“北平市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初级第五届毕业师生合影廿三年六月”。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拍摄于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而且学校初级毕业生已经是第五届了。由此可见,该校的建校时间肯定要早于1934年。

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创办于哪一年?

笔者查阅《邓云乡讲北京》一书,书中的“学府述略”一章记载:“据一九三四年的资料记载,当时大约有以下一些学校……专门学校有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协和医学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私立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中国戏曲音乐学院戏曲学校……”从邓云乡先生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在1934年已经统计在册了。

1935年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专门学校”一栏中记载:“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创办于民国十八年五月,原为商业补习学校。”这说明学校1929年就创办了。

《西安理工大报》2009年11月26日第四版刊登题为《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回眸》的文章。1948年进入该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郑启昌先生在文中回忆:“依笔者愚见,北平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应成立于1929年。因为景老先生撰写的校史有云:‘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七日,教育局训令将本校改为公立商业学校,按照中等教育段职业学校办理。’”

在这篇文章中,郑启昌先生还对学校成立之前的历史作了重要补充:“这里至少已经讲明,向前追溯到民国八年(1919年)由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出于实业兴国的理念,在前门外琉璃厂、崇文门外打磨厂、东城区灯市口等地创办的各类商业补习学校,主要是招收一般实业商店的学徒伙计,每晚授课,以教授簿记会计商业知识为主,性质上只相当于非公立的夜校、补习班之类。这段史实确有,但融为校史笔者以为有些勉强。”

综上所述,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创办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是可信的。加之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老照片横幅中标注的“初级第五届”向前反推四届可知,1930年是第一届毕业生,那么1929年学校成立,也是符合逻辑的。

《北京党史》1987年第3期,刊登了陈嘉平《我参加了西山“老虎洞”夏令营》一文,文章开头提到“1932年到1935年暑假以前,我在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简称‘高商’——此处为原文的注释)读初中。毕业时,我不愿意经商,更不愿意到公司、商行为资本家老板当什么会计、出纳,而决心争取深造。于是,我考上了中法大学高中部。”陈嘉平先生文章中也清楚地说明,1932年时,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已经存在了。

需要指出的是,拍摄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两张照片,前后间隔仅六年,但标注中的文字却出现了“北平市立”和“北京市立”两种说法。这是时代变迁的体现。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6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改北京为北平。1934年,这所学校的名称自然就是“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被日寇侵占,又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因此,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那张照片的横幅上,也就变成了“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年8月21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接收北京,恢复原名北平。

郑启昌先生在《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回眸》一文中还回忆:“1929年市立高商建立,次年初即由灯市口迁至宣武门内未英胡同校址。此校址坐落在宣武门内著名的天主教大教堂后,似为满清官宦宅第,按当时条件办学尚可。”有趣的是,在民间,很多人流传这所院落是明末清初艺伎陈圆圆宅邸的说法。

《北平旅行指南》“专门学校”一栏中也记录着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校址在未英胡同。校址是在未英胡同,这点毫无疑问。那么,它与陈圆圆宅邸有关联吗?

为此,笔者请教了北京“会馆达人”彭泽民先生,巧合的是,多年前他对未英胡同50号宅院就非常关注。当时,在工作之余,彭泽民经常游走在北京的胡同中,在一次对未英胡同的探寻中,胡同中段偏南路东50号院的高大院墙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所宅院南北长约80多米,东西宽约40余米,院门开在临街的西北端。院门两侧各有一个上马石,上面还雕刻着精美的花卉图案。彭泽民在探访这座院落时,周围的不少老住户告诉他,胡同里的老辈儿人纷纷相传,此院曾是明末“江南八艳”之一陈圆圆的住宅。当年院内的一个个小院被十字围廊环绕,住房、花园、养鱼池、假山、月亮门、亭子一应俱全,绿树成荫,花木扶疏。只可惜后来变为大杂院就逐渐破败了。

为了获得对此院权威性的解释,彭泽民先生经过多方努力,他还与建设部高级规划师郑孝燮先生和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等人到此院踏勘调研。

专家们考察后认为,这里多处已经过改建,局部建筑已呈西洋风格,是否为陈圆圆居住过的故宅,还需要找到更多相关的资料和证据。

如果真能查找到相关资料,“北平高商”这所学校的历史中将增加一段别样的趣味。

可惜的是,前几日,笔者特意去了一趟未英胡同,细细探访一番后发现,50号院已经无迹可寻。问了问周围的老年人,他们依然会提及当年院子的高大围墙以及陈圆圆旧宅的传说。

《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一期《1937年北平市立各级教育机构教职员工薪金一览》一文的“中学”一栏中,有一张由时任校长谌厚慈于1937年3月27日呈报的“北平市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薪金数目一览表”。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出该校老师有33名,按今天办学标准来看,学校规模不是很大。

笔者在网上又找到一册《高商毕业同学录》。这本同学录记载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正是谌厚慈出任该校校长时期。在这段时间,谌厚慈为学校注入了红色基因。

1934年底,杨秀峰(后来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河北人民政府主席、教育部部长等职)在自己的叔父、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家里,与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教导处处长、青年军官谌厚慈会晤。谌厚慈与杨秀峰同为河北省迁安县人,谌厚慈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北伐革命军总部浙、苏、皖、湘、鄂五省联络使,后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被迫流亡国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失败后,谌厚慈从香港辗转来到天津重谋职业。杨秀峰认为谌厚慈是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就积极奔走于平津两市,很快为谌厚慈谋得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校长一职。谌厚慈到商科职业学校就任后,杨秀峰即委托叔父杨十三,向谌厚慈介绍共产党员张苏、孙文淑(杨秀峰的夫人)到商科职业学校任语文、近代史教员。从此,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成为我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阵地。

北平市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成为我党地下秘密活动地点后,国民党军统、中统也加紧了在该校的活动,该校当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一个战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张勃兴以及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宗恕等人就是当时该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

1949年后,谌厚慈曾任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河北省政协常委等职。1963年,谌厚慈把他收藏的《三希堂》法帖32册、数千张碑帖、墓志拓片以及220余件书画作品捐献给了河北省博物馆。1977年1月29日,谌厚慈病逝。

(原题:老照片里的“北平高商”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邱崇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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