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古人的想象力
充满现代意识
后周，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皇朝，延续10年，励精图治，为北宋统一全国和初期的繁华稳定打下了基础。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严优的长篇历史小说《后周纪》，以异彩纷呈的笔法谱写了这段历史。
《后周纪》主要人物周世宗郭荣，曾被欧阳修评价为“雄杰”“贤主”，司马光称赞其“仁矣”“明矣”。小说作者严优认为：“后周之于宋，好比秦之于汉，隋之于唐，具有奠基启业的意义。后三者各自几百年的存在与绵延，与前三者搭起的牢固基架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回视这个朝代，会感到因其短寿而愈显睿智，因其死于韶华而愈发悲壮，令人不禁感怀叹息。”
严优是四川资阳人，她既爱旅行，又能下功夫研读繁复晦涩的资料，近年来在古典小说领域颇有建树，出版解读中国神话的专著《诸神纪》、神话读本《我们的神：写给孩子的中国神话》等作品。她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轻学术”，“我的作品不是学术书，却想追求一些学术的味道，力求妙趣横生，又有机智与理性。”
当下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严优认为古典文化与现代意识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她举例说：“《太平广记》中收录的《麻阳村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和外星人的故事没什么不同，误入仙家宅院的麻阳村人也可以理解为无意中进入了一艘宇宙飞船，古人的想象力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她希望通过相对体系化的知识输出，加深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整体印象，“古文与神话常读常新，永远可以挖掘出你想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部分，蕴藏着华夏文明千百年来的文学、哲学、美学基因，生动地传达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文化特点。”
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历史作家站在前人的思想成果上，重述着古典的韵味，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正是其价值所在。严优说：“有现当代各位历史小说前辈大家引领在先，有同辈学长或好友珠玉在侧，我对历史写作的探索也不能停止。”
史料所不能提供的内容
正是小说家的职责所在
记者：写历史小说离不开史料，如何选取、运用史料？
严优：就历史小说的写作而言，正史、野史提供的是骨架，而且是一副有包浆的骨架。骨架决定了你写出来的是恐龙还是猛犸象；而包浆久经岁月打磨，不但提供恐龙或猛犸象的基因信息，还提供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种种信息。文学讲究的是血肉，史料所不能提供的血肉，正是写作者的职责所在。好的血肉，应该贴着骨头写，所以要求写作者具有相应的“摸骨”功夫，也就是能够掌握人物特质、事件因果、社会规律等要素。历史的逻辑特别强大，史料提供的时间、空间、事件，它们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会引导写作者去发掘和生成无数精彩的细节。
记者：您认为历史小说是更注重人物塑造，还是更注重讲故事？
严优：关于历史小说应当“以人带事”还是“以事带人”，可能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答案。就我本人的倾向，还是优先写人，写人情百态，写情，写意，写心，以人带事，见事更见人。
记者：写历史小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严优：历史学家的职责是总结历史规律，历史小说家则凭借情感细节穿越迷雾直抵人心。我以为，与历史对话，走进历史上曾经或可能存在过的那些人的心灵，从一团乱麻的事件中去看待历史，这是小说写作赋予历史的意趣。似乎史料摆在那里，只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大差不差，其他颇可随便，然而，其内部却有着颇为精微的规律与尺度，少一分则嫌意味不足，多一分又容易流为戏说。我写了十几年，一直在古史传奇类题材上用功，逐渐悟出个中微妙。而每当有些小小的收获时，也颇有探骊得珠一般的幸福感。
记者：从文学本身来讲，您认为历史小说的写作是对古典小说的延续吗？
严优：对于中国古文尤其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历史小说也理应有所继承和发展。历史小说可以“以韵入散”，再现古汉语表达的优雅雍容，承接千百年来中国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写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此外，像“飞渡”“勾连”“大关锁”“大照应”“背面敷粉”“草蛇灰线”“横云断岭”等千锤百炼的写作技法，除了大体量的历史小说，很难想象还有哪类文学品种能更深刻地进行理解和实践，这给我带来很大乐趣，也是我对此类题材深深着迷的原因之一。
记者：历史小说如何观照现实？
严优：历史小说从来不是对历史进程的简单复述，总会融入时代及个人的历史观，体现出宏观冷静的一面。但是在大史观之下，也要考虑到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感情和观念。
中国神话兼容并包
恢宏壮丽多姿多彩
记者：《诸神纪》等神话类作品是您的另一个写作重点，有哪些特别的表达方式？
严优：对于神话的重述，应该说至少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很学术的，强调原生态，大爷大妈在田间地头怎么讲的，如实记下来，包括方言词汇；还有一种是要经过一定的文学加工。我写《诸神纪》采用的基本是第二种方式，在重述时尽量让它有一点文学色彩。这跟我自己的美学追求有关，我认为神话阅读是兼具崇高与优美的审美体验，我想要让大家体会到它的恢宏壮阔、诗情画意。因为神话故事要解决宇宙、人类和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以它一般很简洁，带着人类童年期的幼稚与朴拙，所以我也要在文学性的描述和简洁之间找平衡。
记者：神话类写作同样面临材料取舍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严优：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多源共生的神话系统，来源广杂、记录不全、重复书写，又经过数千年的流变、混合，导致了中国神话很芜杂，彼此矛盾，版本也多。写《诸神纪》时，我要面对和处理这么多繁杂的资料，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就自己想出了一种结构，分成中原系和非中原系，又按地域来分述神系，还写了诸多女神和少数民族神话。
记者：古希腊神话有《神谱》《伊利亚特》《奥德赛》，日本神话有《古事记》《日本书纪》，我们似乎并没有这样成体系的神话作品。
严优：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同时代、地域、族群的神话世界难以完全融合，而且历史上中国神话没有进行过彻底的系统化，儒家传统对神话也不重视，未形成显学，多以只言片语留存在古籍中。但其实归纳中国神祇谱系这件事也有人做过，比如《山海经》记录了黄炎世系，战国有了三皇五帝的框架，汉初完善了上古神祇体系，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三清神仙体系。中国神话最大的优点在于兼容并包，不盲目、不屈从，人与神融洽相处。终极神谱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可以保存与保护许多古老的神话，然而也必定是选粹，会有遗漏。
记者：在您心中，您如何定义神话？
严优：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满天星斗的文化，我的理解就是，很多恒星系同时发光。中国神话壮丽多姿，比如曹植的《洛神赋》，对洛神形象的传播功不可没，比如云冈石窟造像、永乐宫壁画，它能够让人感到心灵很宁静，能够沉醉进去。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接近神话，带一点仰视，不要像现在的消费主义那样去俯视它。我们对神话要保持一种比较敬畏的距离，这有助于领会神话的意义。
神话与科学并不矛盾
而是一场心醉神迷的对话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下大众文化对古代神话资源的消费和利用？
严优：神话就像是一个弹药库，神话元素被当代影视剧大量采用，虽然有曲解、误读，但至少让大众关注的焦点暂时聚集到了神话上，让大家关心我们中国的神话。自古以来神怪、志异类的作品就挺吸引人的，最典型的是《西游记》《封神榜》，这个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也说明无论创作者还是观众，对中国神话都有一种本能的热爱。
记者：如果以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古代神话，神话有多大的可信度？
严优：神话中说人是由女娲捏出来的，但科学告诉我们，人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真菌到鱼类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从猿到人一步步进化来的。神话中说盘古的左眼和右眼分别变成了太阳和月亮，头发变成了星星，而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产生于大爆炸。
可是，神话与科学仅仅就是这样简单的对立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它们血脉相通，神话的精神跟科学是相通的，比如神农氏，他背着箩筐寻找药草，手里拿着鞭子，鞭打植物就能辨别植物的好坏，后来尝到毒草，为此献出生命，这不就是一种科学的探索和牺牲精神吗？再比如夸父逐日，有人说他是为了和太阳赛跑，也有人说他是想挽留时间，不论是什么，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科学寓意。再来看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神话，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古时气候的确是发生过大的灾变，酷热、洪水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神话的想象力也启迪了科学创造。比如中国古代神话里有一类美人鱼叫鲛人，生活在海底，眼泪可以变成珍珠，还会织一种鲛绡纱，可以防水。现在我们有了纳米布，就是高度防水材料。如果人类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并付诸实践，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果。神话与科学并不矛盾，两者之间是一场心醉神迷的古今对话。
记者：您还写过一本《我们的神：写给孩子的中国神话》，读神话对孩子们会有哪些帮助？
严优：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瑰宝，孩子们对这个世界发出的疑问，常常与远古人类的话题和疑问相似，这是神话之所以对孩子们独具吸引力的主要原因。神话能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新力，丰富他们的知识，让他们了解许多遗留在神话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精神。比如，盘古开天，传达出创造新世界的开拓精神；夸父逐日，体现了勇于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坚韧毅力；神农尝百草，诠释了为追求真理不惜以身殉道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都能传递给孩子们强大的精神力量。用神话教育孩子，是真正的润物无声、事半功倍。
严优自述
写历史小说是自讨苦吃
但我的探索却不能停止
写一个历史题材的小说，我个人并不希望素材太多。最初想写《后周纪》，对周世宗郭荣这个题材感兴趣，正是因为关于他的材料不多，但大框架又都有了。此外，关于他的不同材料中蕴含着一些矛盾，这也令我兴奋──那时我正想写一个复杂的人物，用一种接近零度的写法。没想到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他竟然是一个极其单纯的人，他的一切言行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是源自他内心的执著。这时我放弃了完全零度写作的想法，而是决定要写成一本理想之书。
后周一共只有两个半皇帝，那半个是不到7岁的孩子，这个朝代从一开始就忙着行“德政”──没有唐宗宋祖式的兄弟之祸，没有秦皇隋炀式的残暴苛刻，没有汉武明成式的宫闱之乱，没有南宋晚清式的羸弱卑躬……在百废待兴的时期，像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一般一往无前。然而，它的奔跑却在半道戛然而止，折翅铩羽，壮志未酬身先死，仅仅存在了10年，让人不免扼腕顿足、嗟悼哀怜。我捕捉到了这个朝代美好的一面，这是它能承载我写作理想的基础。
在写作过程中，我成了体验派，不断地去接近每个人物的心灵，这令我感到充实而喜悦，当然也饱含痛苦。几个主要角色逐渐凝聚出不同的象征意义。
历史小说具有双重性：对现代性的呈现、对传统的扬弃。历史小说是汉语写作的一部分，理应追求为读者提供更丰厚、更有表现力的阅读体验。我认为，写历史小说，对于当代小说的诸般成熟写作技巧，对于其他文艺门类如诗歌、戏剧、音乐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妨大胆使用、借鉴、融合。在《后周纪》中，我采用了一些类似复调乐章的处理，也有对戏剧结构、镜头语言的借用，我觉得这是历史小说当代性或现代性的体现之一。
小时候看古典名著，动不动就“有诗为证”，很不解插入诗歌到底能证明什么。而我在写《后周纪》时，由于事先有了融汇中西古今写作技巧的意识，当走笔到特定的地方，我居然发现，没有比诗歌或类似短韵文样式更能深化情境、更能进行美学提升的方式了。诗歌曾是古典长篇小说的“规定动作”，现在至少可以作为当代历史长篇的“自选动作”。因此我在书中引用了许多诗句，也自拟了一些诗歌曲词，比如各卷的开卷曲、人物主题诗词等，以壮文势，也是一种写作探索。
《后周纪》这部作品酝酿、规划了十几年，从动笔到写成初稿花了两三年，之后全文精改，又花了两三年。写历史小说是件自讨苦吃的事，写时极难，写成后爱看的读者却未必多，但是吾道不孤，仍有很多人在写，我的探索也不能停止，没有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