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儿女可以说是父亲的影子。这不是简单的子承父业，更是一个家庭家风家教的具体体现。在古代文学史上，一脉相承的家风家学渊源造就了很多优秀的父与子，使得他们美誉叠加，备受后人称颂。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苏家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王氏父子（王羲之、王献之）和大小晏（晏殊、晏几道）了。笔者近来梳理了几对相对不甚出名的父与子，今日与读者分享一二。
元
父子曲作家史天泽与史樟
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是元代儒客文人智慧的精髓。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生动、形式的活泼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在元曲历史上，有一对将军父子也成了元曲作家，他们就是史天泽与史樟。
史天泽，元代名将。燕地永清（今属河北）人。据史书载，史天泽年四十，始折节读书，精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
史天泽爱贤乐善，金国灭亡后，很多名士投奔了镇守真定（今河北正定）的史天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元曲名家。加之史天泽本人喜爱填词作曲，对元杂剧的创作演出活动给予了直接的支持，从而使战乱岁月中的真定文学蔚然成风，成为元杂剧的中心和摇篮，并孕育出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以及李文蔚、尚仲贤、侯克中、戴善甫、史樟等剧作家，诞生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史天泽本人即是散曲作家，虽然没有元曲作品流传下来，但在元代戏曲资料《录鬼簿》中却把史天泽列为散曲作家之名，“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史天泽与元词曲作家也有切磋唱和之作，其中有一首《巡历太康》──“奉使孤城驻马蹄，霜风猎猎战旌旗。一钩薄暮天边月，照见禽荒旧地基”，表现了一代良将的雄姿与气魄。
史天泽对杂剧创作也颇感兴趣，与一些杂剧作家往来密切，白朴lO多岁随父投奔史天泽，受到他的器重，二人结为忘年交，白朴在其词集《天籁集》中曾多次提及与史天泽“欢游如平生”的深厚情谊。史天泽的次子史樟，也是颇擅辞章的曲作家，对此《录鬼簿》中也有记载。
史樟，子承父业也做了元代的将军，曾任真定、顺天新军万户、金吾元帅等职。同时，他喜庄、列之学，常着麻衣草履，尝混迹于书会才人之间，以“散仙”自号。史樟像他父亲一样，对于元曲的创作颇感兴趣。明朱权在其元曲杂剧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中，将史樟列于词林英贤之中。元代著名学者、政治家王恽对史天泽父子很是赞赏，其中在《赠九万户》诗中称赞史樟的才华和风采：“一篇秋水海疆阔，两袖醉墨云烟春。猿翁学剑事迹秘，兰舌解纷词调新。万事人间归一噱，双旌烛影见来频。”
史樟曾创作杂剧《花间四友庄周梦》，写的是太白金星带领风、花、雪、月四仙女度化庄周成仙的故事，共四折一楔子，此剧为杂剧“神仙道化”题材开了先河。不仅这一出杂剧，他还与马致远合作写了《风流李勉三负心记》的南戏，是早期南戏作家之一。史樟的创作中有散曲、杂剧、南戏，是元代曲坛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
明
父子藏书家黄居中与黄虞稷
明朝万历年间，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的黄居中与其次子黄虞稷，痴迷于读书、藏书，家中典籍宏富，名扬天下，是当时十分有名的父子藏书家。
黄居中，明代晋江（今泉州）人。自幼颖悟，喜好读书，十岁能文，万历十三年（1585）中举，授上海县教谕，迁南京国子监丞，遂定居南京。后转黄平知州，他辞官不赴，从此一心锐意于藏书、读书与著述。
酷嗜典籍的黄居中，为官前就经常四处借书阅读，每得异本，即使鼠啮蠹蚀，也无不珍重携归，并亲手补缀、抄录。为官后，黄居中的俸禄多用于购书。到了晚年，他闭门谢客，精心阅读，铅椠丹黄，其治学精神十分感人。
黄居中一生藏书达六万余卷，为了收藏这些书籍，他建筑了“千顷斋”。千顷斋中以明人的著述最为齐备，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作，下至布衣文人的诗文杂记，无不搜讨网罗。
黄虞稷，自小受父亲熏陶，七岁能诗，且刻苦好学，嗜书成癖。十六岁入江宁郡学，博览群书，于典籍“问无不知，知无不举其精义”。他一边慎守先世藏书，整理先父遗藏，一边广搜博采，使家藏增至八万余卷，且多善本，并将千顷斋易名为“千顷堂”，成为海内闻名的著名藏书家。
为了不断地增加藏书，黄虞稷四处搜讨，每遇善本，常常不惜重金收购，每当听说亲朋好友间有人得罕见之书或是善本，他一定设法借阅、抄录。
距黄氏“千顷斋”十余里的龙潭，有位著名藏书家叫丁雄飞，藏书两万余卷，黄虞稷就经常去丁家借读、抄录。两人很快成为挚友。他们彼此间总是尽出家藏秘本，互通有无，相互质疑问难。后来两人还订立了协约，每月13日，丁雄飞到黄虞稷家借读、抄录；26日，黄虞稷到丁雄飞家读书、论学。黄虞稷从丁家抄录了许多秘本古籍，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家藏。
黄虞稷深谙经籍目录之学，在父亲所编《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的基础上，增益编成了《千顷斋书目》三十二卷，目录之富，体例之严，冠于明代以后诸家目录。
清
父子诗人李天馥与李孚青
在清代，有一对父子被赞为“父子双星”，他们就是合肥诗人李天馥与李孚青。
李天馥自少颖异，遍读经史百家之书，被人称为“神童”。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顺治十五年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跻身仕途。康熙年间，初为侍讲侍读充起居注官，继擢少詹士、内阁学士，又擢礼部侍郎，历转户、吏、刑、工诸部尚书。康熙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擢居相位，总揆百司。三十多年间，李天馥历中枢多部，职务虽不断变换，但一身正气始终不变。
李天馥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能吏，也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多产诗人。他自幼爱诗，从政后一直孜孜不辍，常与当时著名诗人王士祯、叶方蔼、陈廷敬等互相唱和，“诗成而好事者争传诵”。李天馥著有诗集《容斋千首诗》和《容斋诗馀》。清初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在《合肥相公千首诗序》中说：“合肥夫子自汰其诗一万首为一千首。”可见李天馥诗作之多。《侠客》是李天馥早期诗的代表作：“年少悲歌客，秋原落日情。快逢燕大侠，羞学鲁诸生。问世都难合，论交每不平。怀中三尺铁，风雨夕常鸣。”诗中借侠抒怀，托剑言志，其纵横豪迈之情，急于用世之心，溢于言表。
李天馥之子李孚青，受家风家教影响，比他父亲更早慧，十五岁举于乡，十六岁就登进士，殿廷对策擢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官翰林院编修。当时李氏父子同朝为官，又都善于诗词，一时风头无两。后李孚青辞官返乡，后半生致力于诗，诗歌创作的成就更加突出，著有《野香亭集》《盘隐山樵诗集》《道旁散人集》等多种诗集。
李孚青从朝廷走到田园，对下层人民生活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并能取作诗料，加以吟唱，为民诉苦，《枣巷行》《贫士吟》是其中的代表作。《枣巷行》写的是清初徭敛沉重苛急，逼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的现实，诗人愤怒地控诉罪恶的社会逼得穷苦百姓生不如死，“养蚕犹未周，朱符忽下乡，朝催鸡豚尽，夕催老幼亡”。而《贫士吟》一诗更是真实地反映出落第士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贫士，含垢忍辱，过着极其凄惨的贫困生活之情状，“焦先蜗庐相如宅，床灶才可一篱隔。鸡行几案犬卧门，蓬蒿四围无比邻。瓦稀茅碎雨注面，晴时仰首星斗见”，贫士屋漏墙破难以栖身的狼狈令人唏嘘。
王士祯在《野香亭集》序中，将李氏父子的诗加以对比，指出李天馥的诗“鸿博绝丽”，而李孚青的诗“承其家学少变而为清新缠婉”。王士祯更是盛赞李孚青的诗“其旨温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辞丽以则，读之者循环反复不能自休”，这其中固然有其天分的原因，而其父李天馥“精讨锱铢，覆量尺寸，门庭以内，熏陶融润以成其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家学渊源形成的家族文化是骨子里的印记，是约定俗成的文化基础，对后代的影响极其重要。父亲的眼界格局，往往会影响孩子一生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尤值得后来人警醒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