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北京滨河公园（广安门桥一带）内的北京建都纪念阙，此地为金中都大安殿遗址。 张立朝 摄
金贞元元年三月（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从此北京作为金国的都城，到贞祐二年五月（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离开中都迁都汴京，共61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不长的时期内，金中都举行了20多次科举考试，其中所设立的女真进士科，影响深远。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经过详细规划后改建而成为都城的。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下令迁都燕京，并命大臣“图上燕城宫室制度”，“命张浩等增广燕城”。扩建后的金中都与辽南京相比，东、西、南三面各向外扩展了大致三里，占地面积增大了一倍多。
迁都完成后，海陵王强化了教育文化的建设发展，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在迁都之前，金代也有科举考试。最初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在其执政的十二年间，曾多次举行科举考试，考试制度也不断完善。到了金熙宗时期，为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对科举制度做了一些改革。
首先将科举取士的大权收归中央，结束了天会年间军事统帅操纵科举的局面。其次建立了严格的三级考试制度，乡试在各县举行，以县令为考官，取中的第一名称乡元，或称解元。乡试中选后，于第二年春参加府试，府试是中级考试，府试考官由朝廷选派，榜首称府元。府试得中者，秋天云集京师，参加最高级考试——会试，也称省试。
当时的录取率为六分之一，录取者成为进士，也分为上、中、下三甲，上甲头名称状元，或称敕头。另外，金熙宗还健全了考察制度，仿照北宋，考试的场所称为贡院，并建立弥封、誊录制度。
海陵王在金熙宗的基础上对科举制度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改革。金初实行因时制宜的南北选举考试制度，海陵王执政后，南北合一，实行统一的“通选”制度，罢经义、明经、经童等科，只保留词赋、律科取士，并增加了殿试，正式确立了乡、府、省、御四级考试制度。
乡试地点也由县改为州。府试地点共设为六处：河北东西路、中都路于大兴府；临洮、会宁、东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河东南北路于大同府；大名、山东东西路于东平府；南京等路于开封府；京兆、鄜延、庆源、熙秦等路于汉中府。省试取500人为定额，殿试录取人数由皇帝确定。乡试日期为三月，府试为八月，会试为翌年正月，三月殿试。
迁都金中都后，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年），制定了贡举程式条理格法，以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与此同时，海陵王在中都设立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国子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古代统称之为监学，与孔庙合称为庙学。在北京地区，最高级官学的设置始于辽代。海陵王延续了这种设置。此后，金中都所在的大兴府，也设立了大兴府学和女真府学。
金世宗即位后，金朝的中央最高学府进一步完善。在国子学之外，又设置了太学和女真国子学，并确定了学校的学生人数。
女真国子学设置时间是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这所中央官学的设置是为了推广女真族文化。女真族在建立金的过程中，创立了两种女真文字，称为女真大小字。从金立国到金世宗即位，女真族汉化进程加快，很少有人认识女真文字和说女真话。在这种情况下，金世宗希望通过设置女真国子学来恢复和使用女真族的语言文字。
女真国子学的设立，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建立“民族学校”的先河，对后来的元、清两朝都有影响。
不论是国子学，还是太学与女真国子学，都设置在金中都城内，据《大金国志》记载：“承安四年（1199年）二月，诏建太学于京城之南，总为屋七十有五区，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赐书，东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盘、尊罍，及春秋释奠合用祭器。”
由此可知，这所太学是在金中都的南部，规模相当可观。据元代马祖常《重修大兴府孔子庙碑》载：“辽金燕为都邑，故尝用天子学制，选举升造，与南国角立，亦一时之盛也。”
金中都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新设立太学后，最初有学生160人，后来扩充到400多人。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置府学17处，学生达千人。金章宗时，府学增至24处。
由于开设了女真学，金世宗又采纳了完颜思敬、耶律履、乌古论元忠等人的建议，很快设立了女真进士科。当时支持金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的耶律履，是辽太祖长子东丹王耶律倍的裔孙，时任国史院编修官。
据金元好问《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载：“初议以时务策设女真进士科，礼部以所学不同，未可称进士。诏公定其事，乃上议曰：‘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时，杂以箴铭赋颂，文宗始专用赋。且进士之初，本专策试，今女真诸生，以试策称进士，又何疑焉！’世宗悦，事遂施行。”
正因为有了耶律履这些大臣的支持，女真进士科才得以顺利创立。金世宗在位28年，共举行九科科举考试，基本是三年一次，女真进士科同汉学进士科一起进行。
女真进士科第一科的考试，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建于唐代悯忠寺（即后来的法源寺）举行，录取徒单镒以下27人，徒单镒为状元。此后，女真进士与汉进士科并行，直到金末。
到了金章宗时，对女真进士科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据《金史·选举志》载，章宗“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即打破民族界限，允许不同民族的文士考取女真进士，但规定猛安谋克贵族（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单位，具有行政、生产与军事合一的特点）只许试女真进士，不得试汉进士。官阶至五品散职者（注——无实职人员），可直赴会试，职官五品者则直赴殿试。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又规定：女真人年45岁以下者应进士举，在府试十日前试其骑射之技。
女真进士科设立后，共录取女真进士1000人左右，其中史册上有名字记载的就达60多名，官至三品者50多人，升任宰执者16人，这些女真进士在金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第一科状元徒单镒，出身女真贵族家庭，先后仕世宗、章宗、卫绍王和宣宗四朝，官至左丞相，为官明敏方正，“至宁、贞祐之际，转败为功，惟镒是赖焉。”他不但政绩突出，学术方面也很有成就，“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著有《学之急》《道之要》各一篇，并有《弘道集》六卷传世。
从客观上来讲，金代的科举，促进了女真族文化水平的提升，加速了民族融合。在金中都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四元及第的孟宗献，另外，燕京吕氏家族更是一门出了三个状元，被人们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