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进行阶段性成果发布。解决多年争议，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据央视新闻公众号
考古队创历史最“豪华”阵容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化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
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除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迄今为止，3、4号祭祀坑已结束发掘，5、6号祭祀坑整体切割搬迁到文保中心进行实验室考古，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7、8号坑则再度发现大量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
据了解，7号坑文物在象牙之下，主要是小件青铜器和玉器，其中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等较有特点，尤其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成为“镇坑之宝”。这件文物的青铜网格为浑铸法打造，却在网格中存放了一件椭圆形玉石，推测可能刻有符号或者覆盖丝绸等。
8号坑则揭露出大量体型巨大且造型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在此前曾经公布的铜巨型神兽、铜神坛之外，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立人像、铜龙、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等文物，造型均为中国青铜时代前所未见。据介绍，这些器物功能有的是祭器，有的则可能是祭祀场所的装饰构件。它们的发现，将为揭秘三星堆人为何把大量珍贵文物埋入地底提供珍贵线索。
除了碳十四测年，三星堆祭祀区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同样成果丰硕。此前发现了大量的丝蛋白残留以及丝织物残留，并且在4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至于碳化稻种子，考古人员认为可能是不小心洒入其中，却也能够证明当时的三星堆人主食应该就是大米。
有意思的是，6座祭祀坑虽然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但仍然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其中，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结合商周时期的祭祀特点，黄牛、野猪在三星堆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采用红外复烧测温方法，得知4号坑灰烬层燃烧温度为400摄氏度左右。这为确认三星堆先民是否把器物堆放到坑内再进行燃烧还是在坑外燃烧的祭祀行为，提供了宝贵线索。
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着密接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基本确认遗址祭祀区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1号坑、2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第⑤层）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截至2022年5月，3、4、5、6号坑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3、4号坑进入整理阶段，5、6号坑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7、8号坑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3号坑出土1293件：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4号坑出土79件：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5号坑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6号坑只出土两件玉器；7号坑出土706件：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8号坑出土1052件：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
较为典型的文物有3号坑的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铜戴尖帽小立人像、戴立冠铜头像、铜爬龙器盖、铜盘龙器盖、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铜兽首衔鸟圆尊、铜小神兽、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4号坑的铜扭头跪坐人像，5号坑的金面具、鸟形金饰、象牙雕刻，6号坑的玉刀、木箱，7号坑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8号坑的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着裙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
多学科火眼金睛“新发现”
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
4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
采用红外复烧测温方法得知4号坑灰烬层燃烧温度为400度左右。
用X射线探伤、CT扫描等现代检测技术，发现3号坑出土小铜人像采用芯骨铸造工艺；发现玉管钻孔方式分为2类：对钻、单面钻；孔道加工分为2类：经过打磨、未经打磨。
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