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平帝元始二年前后邯郸人口的这一统计数字，只是官府登记在册的人口。邯郸是赵国的国都，又是“五都”之城，如果考虑到经商、从业、公差等未登记入籍的流动人口，恐怕城市人口的数字就更大了。比如汉高帝时，赵相国陈豨居代守边归长安述职并路过邯郸，“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邯郸官舍一次就能接待几千人，反映出仅公差的流动人口就相当多。所以，当时邯郸城的实际人口要比统计数字多得多。
我们在介绍战国时期邯郸人口时已经谈到，战国时期齐国临淄城同邯郸城面积相当，人口也差不多。西汉时期齐国（后来改置齐郡）与赵国的户数人口也
相当。汉武帝时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这比后来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临淄的6万多户要多4万户。从汉武帝到汉平帝，临淄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和大的灾害，户口不应减少这么多。主父偃就是临淄人，他所说10万户当有根据，可能包括了临淄本地登记入籍的户口和未登记入籍的户口以及外来经常性的行商务工的流动人口。由此推算，邯郸的户数也应与临淄大致相等，在10万户上下，人口应在40万—50万人。
二、城市手工业的发达
西汉时期，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手工业发达。根据文献记载和多年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对西汉时期邯郸的手工业的主要行业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冶铁业在西汉武帝（前140）之前，冶铁业分为民营和官营两种，以民营为主。汉武帝以后，在全国实行盐铁由国家专营（汉平帝时一度罢专营）政策。据《汉书·地理志》，汉王朝在各地所设的铁官遍布全国四十个郡国。可是，邯郸自战国以来就以冶铁而著名，但《汉书·地理志》却不载邯郸有铁官，这很可能是《汉书》记载遗漏或脱讹。而据《史记》《汉书》的《张汤传》，“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事……并上书告汤”。《汉书》能明确记载“赵国以冶铸为业”，更说明冶铁业是赵国手工业的支柱行业。同时又记载“王数讼铁官事”，这就说明了赵国置有主管冶铁业的官员。赵王同张汤多次发生诉讼，又说明铁官是由汉中央政府派任，其争讼的原因似乎是围绕着冶铁业征税而引起的，这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上的矛盾和经济利益的分歧。
西汉邯郸冶铁业，在邯郸“大北城”遗址内的考古
发现中也得到了反映。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配合邯郸城区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中，于今市体育场、市中心医院、和平路以南一带先后发现炼铁炉址20余处，有成堆的铁渣、炭渣和红烧土块等遗存，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铁制各种工具等文物。这些考古发现都足以说明汉代邯郸的冶铁业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
铸铜业邯郸的铸铜业，在汉代邯郸经济中仍占有很大比重，不仅生产了大量的日用生活铜器制品，而且产品远销西北边地。1981年在汉武帝茂陵东侧的一个丛葬坑中发现的“阳信家鏖甗”“阳信家鏖复（釜）”“阳信家鏖盆”三件器物，均刻有“五年奉主买邯郸”的铭文。阳信长公主是汉武帝姐姐的封号（因为嫁给曹寿，所以又叫平阳长公主）。“阳信家”，即阳信长公主之家。可见，这批皇亲贵族使用的铜器购自邯郸，也是邯郸生产的比较高级的铜器手工业制品。在甘肃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中，也有“出四百四买邯郸铫二枚”的简文。以上这两批重要的铜器，分别销售于国都长安和西北居延边地，可见邯郸制铜业产品销地之广。除此之外，在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中分别有铜甑、铜釜、铜盆各一件，上面都有铭文“赵献”，这也是赵国生产的铜器，产地无疑也在邯郸。由此可知，汉代邯郸的铜器产品至少有甗、复（釜）、盆、铫等多个品种。“邯郸铫”作为一种生活用具的炊具，而且在“铫”前冠以“邯郸”二字，证明了邯郸生产的铜铫负有盛名，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名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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