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丁
瓦德西与李鸿章合影（远景）
前排中方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荫昌、陈夔龙、奕劻、那桐、周馥
瓦德西与李鸿章合影（近景），瓦德西身旁为翻译曾广铨。
近日，笔者在一本推测为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随行人员拍摄、编辑的相册中，看到了几张合影的老照片，其中的主要人物较好辨识，涉及瓦德西与李鸿章、奕劻等庚子事变后“议和大员”的数次交往，但这些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因何事而起，相册中并未说明。
从影像史的角度看，1900年“庚子国变”是有关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影像记录的一个高峰，随联军来华的外国军官、士兵、记者、学者以及传教士，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影像。
笔者结合大量的老照片以及当年的文字资料，寻找到了瓦德西与李鸿章合影背后的一些蛛丝马迹，从这些侧面，也了解到庚子议和前后清廷的外交风云。
何人何地？
与李鸿章有关的两张照片，视角一远一近，根据合影中建筑两侧的楹联“雉扇排云，花红迎剑佩；莺簧唱暖，柳绿拂旌旗”，可知相册中的三张合影（另一张没有李鸿章）的拍摄地点，或都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殿。
从近景的合影可以看到，李鸿章右手中拿的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赠送的镶钻手杖，左手则夹着一截尚未抽尽的纸烟，瓦德西和他身旁人员的手中，也可以见到夹着的烟卷。
远景的合影，主要人物基本未变，只是角度发生了变化，后来德军所著《Deutschland in China，1900-1901》一书中，也曾刊印过李鸿章的这张远景照片，可见这组影像在当时应为随军的专门人员拍摄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瓦德西旁边这位身量不高，戴眼镜的人，经过笔者对同时期照片比对，基本确认为曾国藩之孙、曾纪泽嗣子曾广铨（1901年日本人水津芳雄拍摄的《辛丑条约》签订仪式以及1902年7月25日荣禄、那桐等与美国公使康格合影中都有曾广铨）。
曾广铨字靖彝，号敬怡，本系曾纪鸿四子。1871年1月26日生于江督署中，12月下旬，出抚给曾纪泽夫妇为子。早年跟随曾纪泽在英国多年，精通英、法、日、德语及满文。后曾派驻英使馆任三等参赞、出使韩国大臣，时为最年轻的驻外大臣（33岁），并主持过由同文馆转变而来的译学馆。
曾广铨作为李鸿章幕僚，参与到与瓦德西和谈的翻译中也较为合理，只是没有见到直接的记录，不过根据那桐日记及相关影像推测，在庚子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广铨在当时的外交工作中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辛亥后，曾广铨似不再从政，1940年去世。
另外一张合影人物较多，但其中的中方人物多为熟悉面孔，比较好辨识，从左至右依次为：荫昌、陈夔龙、奕劻、那桐、周馥。
庆亲王奕劻职掌总理衙门多年，在当时是受列强认可的中方代表。自八月初十（1900年9月3日）回京后，奕劻一直作为全权代表与各国周旋，直至李鸿章北上。周馥则是李鸿章的心腹，在廷雍遇难后，他被调任为直隶布政使，旋又奉旨随同办理议和条款。那桐与陈夔龙此时均为钦点的留京办事大臣。
而有着留德背景的荫昌，则成为与列强尤其是德国交涉的重要人物。瓦德西在回忆录中曾对荫昌的德语水平有过记载：
该将军曾经久居柏林和维也纳，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如遇必要之时，亦能说得柏林方言。不久前，他曾欲穿过我的庭院，站岗的卫兵将其拦住并对他说:“苦力，你不得在此地行走。”他便用柏林的方言冲其喊道:“不行呀，小哥，（你拦住我）那是不可能的。”
同时，瓦德西也对周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为“彼系一位识见通达之人，在（中国）议和代表中，为余最喜悦者”。
人物的判定并不困难，那么拍摄合影的时间与背景又是如何呢？不妨先从那桐所在的第三张合影中寻找线索。
《那桐日记》以详备著称，尤其是庚子年间涉及外事的活动，应该会有比较细致的记录。果然，辛丑年四月初七，即1901年5月24日有载：“午刻到五楼处拜寿。未初会同小石、五楼赴德瓦帅之约，庆邸、周玉山先后到，未刻入座，申正散，作乐照相，酉初归。”
“五楼”即荫昌，“小石”为陈夔龙，时为顺天府府尹。“庆邸、周玉山”即庆亲王奕劻与周馥。在《那桐日记》中，他与瓦德西的会面不止这一次，还曾与荫昌同去，并由瓦德西回赠了一帧签名照片。参考这张合影中的人物以及衣着服饰与季节的关系（凉帽、薄衫、门窗倒影中比较茂盛的树），基本可以确认就是5月24日拜访瓦德西时所拍摄的。
那么李鸿章与瓦德西的合影，会不会也是同时拍摄呢？根据场景和衣着判断，确实有这种可能。具体拍摄时间的判定，还需要先梳理李鸿章与瓦德西的会面情况。
瓦德西进京是在1900年10月17日，尽管在他出发时，北京的战事均已基本结束，但在抵达北京后，作为德国陆军元帅的瓦德西，仍被推举为联军的总司令。而李鸿章进京的时间，则是10月11日，直至1901年11月7日病逝，李鸿章再未离开过北京。瓦德西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901年6月3日，因此两人会面的时间，当在1900年10月至1901年6月间。
何时何事？
在瓦德西的回忆录中，曾直接记载了他与李鸿章的两次正式会面。第一次会面在1900年11月15日，第二次则是11月20日的回访。需要指出的是，瓦德西回忆录共有三卷，192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928年王光祈将其中涉及中国部分“在中国担任联军司令（1900-1901）”译出，以《瓦德西拳乱笔记》为名出版，后屡有再版。此处引用的是2013年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译本。
在11月20日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中，瓦德西说：
余恭奏皇上陛下，本月15日余曾接见庆亲王及总督李鸿章。李氏首先到此，庆亲王则迟二十分钟始来。两人共在余处，计有一小时之久。从谈话之中，余遂觉得，该两人均有急望和议开始之意。余曾谓彼等曰：“和议之事，可望于短期之内实现。”但余个人却因此间外交界内部对于议和条件协商缓慢之故，究竟何时开议，固丝毫未有把握。余并要求该两位中国大臣，宜尽彼等力之所及，以谋和议，从早议决。盖迟延结果，不但对于中国地方有害，而且亦与中国信用有关……
根据瓦德西的记录，这两次会面都发生在1900年的11月中旬，显然，这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中所呈现的人物衣着乃至自然环境，并不完全相符。不过关于11月15日的这次会面，仍有值得注意的细节。在瓦德西的回忆中提到，迫切希望达成见面的是身负重责的李鸿章，但瓦德西摆出的是颇为强硬的态度。早在瓦德西驻扎天津时，李鸿章便托人传达过希望会面的意愿，但瓦德西奉德皇之命，一概拒绝。
进京后，庆亲王奕劻在会见德国公使穆默时也表示，李鸿章认为“君所居太后宫，吾中国大臣，又老病不赖行，不能以人臣礼见”，希望更改会面的地址，也遭到了穆默的否定，李鸿章只能前往西苑会面。
在费多尔·冯·劳赫（Fedor von Rauch），即瓦德西的外甥兼私人秘书所著的《Mit Graf Waldersee in China》（《与瓦德西伯爵在中国》）一书中，也对11月份的这次会面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会面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地点并非是仪鸾殿正殿，而是旁侧的某座偏殿，当时是劳赫与瓦德西个人侍卫的居所。除李鸿章与庆王外，陪同的还有熟稔德语的荫昌与翻译联芳。因为荫昌的留德经历，和瓦德西等人有不少互动。瓦德西还询问荫昌，他更喜欢维也纳还是柏林，劳赫记载“他用流利的德语和外交方式回答说：这两个城市的生活都相当不错”。劳赫此书更像是瓦德西的“起居注”，对于瓦德西回忆录的内容，是非常好的补充。
正是在此书中，笔者找到瓦德西与李鸿章的另外一次直接会面。这次会面，发生在1901年5月22日，地点在瓦德西当时住所的书房，即颐年殿举行。
当天下午一点，李鸿章及其他四位受邀的大臣乘轿从西苑门进中南海。这一次李鸿章的谈兴甚佳，气氛也相对轻松，李鸿章还询问了劳赫，是否愿意陪同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谈及在李鸿章访德时曾见过的俾斯麦，瓦德西说俾斯麦在生活中并不配合他医生的治疗，烟酒不忌，让医生很是苦恼等等。无论是时间点还是会谈气氛，都与上述照片中所呈现的状态较为相符。
两天后的5月24日，就是另一张合影中所记录的瓦德西与那桐、奕劻等人的会见。在劳赫的记录中，也确实有这次合影留念的内容。而且在《Deutschland in China，1900-1901》一书中，还有庆亲王与瓦德西单独合影的照片。
至此，基本可以判定，相册中瓦德西与李鸿章的两张合影拍摄于1901年5月22日；瓦德西约见奕劻、那桐、陈夔龙、周馥、荫昌等人的合影拍摄于1901年5月24日。这三张合影可视作庚子议和时期外交场合的珍贵影像记录。
庚子事变之后，北京这座曾经充满神秘感与无限幻想的帝都，以极为耻辱的方式被曝光在世界面前，大量影像的出现与传播，加速了这种祛魅的过程。而三张影像中人物的命运，也分道殊途：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等人在西班牙使馆，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两个月后的11月7日，病逝于西总布胡同家宅。3年后，瓦德西故于德国汉诺威。与李鸿章一同参与议和及《辛丑条约》签署的奕劻，则成为清廷最后十年的重臣，在外交场上接替了李鸿章的角色。至于合影背景中的颐年殿，民国初年则更名“颐年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