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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与早期中国的形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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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宇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李峰 著 刘晓霞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后世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其实在早期中国时就已经形成,后世只是在这之上不断地调整、细化,而早期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在他的著作《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早期中国指的是从人类历史在东亚地区开始之时大约200万年前,到公元220年东汉结束这样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基本上为中华文明打下了独特又坚实的基础。

李峰教授在书中一上来就说到,早期中国常被认为是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对于希望了解中国的学生而言,早期中国在政府、社会实践、艺术、信仰和哲学思想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尤其是为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价值观念的基础模型。早期中国的起源是模糊的,但是阶段的结束却被定为公元220年东汉结束这一时期,这种划分在作者的心中有着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早期中国文明虽然不可避免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但总体是基于东亚本土的传统思想、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自然发展而变化,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内循环、形成了一个体系。然而,汉朝在公元前1世纪扩张至中亚地区,这使得中国开始与世界其他文明有了持续的接触。最为重要的是,佛教随着这种持续的接触而进入中国,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中,而东汉灭亡后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到来,佛教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新纪元的打开通常被认为是公元220年。第二,这时期的研究有重要的考古学资料的支撑,出土文献仍是李峰做判断的最重要的根据。第三,很多的文字材料大多形成于约公元221年以前中国书写系统统一之前,早期中国的研究受惠于古文字学的支持。综上三点,让李峰教授将早期中国的截止定为了220年。

早期中国,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考古工作者的一步步发掘,而有些坊间传得神乎其神的事,也可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早期中国中一个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在商王朝之前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夏朝?《史记》中传说性质浓厚的故事究竟是不是史实?在书中李峰教授在早期中国的概念中,以另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向读者解释有关夏朝的争议。

在历史文献中夏朝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形成是在一些传说之中创立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以系统化的表现,重新塑造了中国由传说中的五个帝王以民选的方式连续统治中国的时期。作为“五帝”时期,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以美德战胜武力的价值观,他们的领导权力在于天赐的神秘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外显形式就是美德以及民心。我们看到这个价值序列与后来的周朝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在考究中,人们发现五帝的概念直到公元前5世纪时才开始形成,而这种概念的形成正是对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那些试图推翻国君的大臣们政治理想的思想支持。作为五帝时代的终结,夏朝开启了中国世袭制王权国家的诞生。从启的即位到桀被商王朝推翻,夏王朝的统治持续了16代。最早提及大禹和夏朝的是西周时期的文献,《尚书》和《诗经》中夏朝已被人们提及,在2003年发现的西周中期的一件青铜器,上面的铭文也佐证了文献的真实性。而且在《竹书纪年》和《史记》这两部完全独立的史书中,夏王朝的独立世系完全一致,这些都说明了从西周时期到汉代一直有一个关于夏朝史实一致的传说。当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推理,距离夏王朝更近的商王朝是否有关于夏朝的记载时,人们发现商朝的甲骨文并没有关于夏朝的记载,甚至连征服夏朝的建国记载也没有,这让很多考古工作者犯了难。

人们通常把商朝之前的3到4个世纪定为夏朝,而这一时期正好又在已发掘出的二里头遗址碳14测年的范围内。二里头几个遗址的地层覆盖在龙山文化的地层之上,在其他遗址中,二里头又被商文化地层扰乱或叠压。基于地理学的研究,这些资料表明了与夏王朝活动有关的各个中心与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分布在同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在时间上与地理上都与夏王朝重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为学者们提供了确定夏王朝存在的说法。

然而,在一些目标不是为了认定夏王朝存在的学者研究中,他们认为在二里头遗址中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证据能与夏王朝相结合,既然后世能够确定夏王朝的世系,但夏朝和后来的商朝却没有任何文字佐证,这让一些学者很难确定二里头遗址这就是夏王朝遗址,这也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李峰教授在书中写到,在事实上没有文字证据证明二里头和夏朝的关系,在考古和历史中,讲究的是证据的直接联系而不是逻辑的推理。同时,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人们也没有证据将二里头同存在于相关时空范围内的另一个政体联系起来,证明它不是夏朝。在证实还是证伪中,人们都得不到更多关于二里头和夏朝的信息,我们就要回到考古学的基本事实中,以一种共识作为出发点。这个共识就是,二里头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拥有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社会无可比拟的政权和财富。而且李峰教授还提出了一种可能,就是二里头的人们或许从未称呼自己为“夏”,这或许是敌人对他们的称呼,并流传到了西周。也有可能,二里头是一个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或者没有保留下来的国家,这在目前来说都是有可能的。只要不拘泥于字面价值,不被二里头等于夏这种肤浅的争论所羁绊的话,二里头由独立酋邦转向国家社会的过程才会对中华文化产生更多的价值。

在早期中国的框架中,人们如何从聚落酋邦转向国家组织的重要历史过程,恰恰就是商朝以前的这段时期。放在早期中国的框架中,过程与发展显然要比概念上的有还是没有更加重要,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是在丰富中华文明,都是在补充文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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