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脱胎换骨的社会转型之际
奥斯曼帝国却正走向封闭
现代世界的隐形推手
文/维舟
发于2022.5.30总第1045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世界，一般公认始于公元1500年前后——尤其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带动整个西欧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这一“大分流”使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而古老的东方诸大国却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陷入缓慢的衰落。彭慕兰、贡德·弗兰克等学者都认为美洲的发现是西方工业化的最关键推动力，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欧洲人发现新大陆？
对这个问题，已提出的无数假说，或归结于西欧内部的动力（文艺复兴的新知识、航海技术的发展、新兴阶层追逐商业利益等等），或突出其外部因素——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财富的吸引力。现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阿兰·米哈伊尔强调，至少对哥伦布来说，真正的动力其实是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宗教狂热。
的确，有一点不可否认：对那个年代的天主教欧洲来说，这才是最紧要的殊死较量。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震动了整个欧洲，基督教在东方最重要的据点失守。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对异教徒的驱逐，当然还有哥伦布的远航，在当时人的眼里，统统都是为了继续之前的战争。哪怕到了新大陆，这些“基督的战士”的眼里看到的不是新大陆，而是把对宿敌的仇恨投射在印第安人身上。若不是奥斯曼帝国这一“强大的他者”存在，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强烈的冲动发起远征。
在1683年兵败维也纳城下之前，奥斯曼帝国确实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强大，在哥伦布的时代，它在欧洲拥有的领土超过了大部分欧洲国家。虽然灭亡了东罗马帝国，但它却完成了自罗马帝国之后最接近于重现罗马帝国荣光的伟大成就。苏丹塞利姆一世更将疆域扩大几乎两倍，1517年完成对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征服，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国力达于鼎盛。虽然在他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确立了地中海东部的霸权，但正因为他所完成的大征服使土耳其完全掌控了通往东方的商道咽喉，给了西欧商人致命一击，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开辟新航路。
因此，在全球史的视角之下，塞利姆这位在惨烈的宫廷政治中胜出的君主，不仅仅是一位狡诈无情的征服者，也是现代世界的隐形推手，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正是欧洲现代化的动因之一。虽然在位期间他并没有直接进攻欧洲，但奥斯曼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竞争压力：对处于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地方来说，它相比起天主教欧洲确实有其优点，例如信仰自由、更低的税率、军事保障、社会稳定和自由的贸易流通。就像是那个年代的冷战，欧洲不得不激发出全部潜力，才有望赢得这场竞争。
实际上，塞利姆与其父巴耶济德迥然不同，他并不认为帝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的威尼斯人、西班牙人和热那亚人，倒是把目光投向背后的东方。他在位的短短八年里，最突出的功绩无疑是决定性地击败萨法维帝国（1514）并灭亡马穆鲁克王朝（1517），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霸权此后维持了四百年之久。
然而，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他的这一战略转向固然有助于帝国内部的整合和权力的巩固，但却并没有开创一个能与西方竞争的新体制，奥斯曼帝国此后的漫长衰落就此埋下了伏笔。当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之际，塞利姆却在1517年撕毁了皮里·雷斯进献的世界地图，因为他并不想在充满未知风险的大西洋做代价高昂的冒险，而选择在资源和战略地位十分明了的中东巩固霸权。从这一意义上说，塞利姆的征服看似是扩张性的，但其实却是保守的，预示着奥斯曼帝国在文化视野上转向内在。
这一“大分流”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当西方面向海外开放，经历脱胎换骨的社会转型之际，奥斯曼帝国却正走向封闭。塞利姆之后，土耳其投放力量的目标已经朝向远离海洋的内陆固定了下来，但那种领土扩张带来的强大只是表象，其最传统的帝国统治模式的组织效率将越来越难以与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相竞争。精明如塞利姆苏丹也无法看清，他的帝国其实已被欧洲“弯道超车”了。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那部地中海史的巨著中曾写道：“地理大发现在打开大西洋和世界的道路的同时，在把大西洋与印度洋用海路连接起来的同时，却切断了地中海的生路，并且使整个地中海长期贫穷。”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因为自罗马时代以来，其实地中海东部的社会经济一直都比西部更发达。
奥斯曼帝国看似强大的外表之下，社会却缺乏活力。它的领土横跨当今33个国家，面对着一个分裂的欧洲，但这种分裂也正是欧洲生发创新活力的根源。苏丹和大臣垄断了把小麦出售给西方的生意，普通百姓则被禁止从事粮食贸易，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力远不及西欧。其结果，虽然正是塞利姆时代的奥斯曼人在也门发现了咖啡，使之成为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从咖啡贸易中获取丰厚利益的并不是中东的商人，而是欧洲人。到塞利姆去世70年后，土耳其在经济上的衰弱已酝酿成为一种迅速蔓延的危机。
《奥斯曼之影》重新评估了塞利姆时代对现代世界形成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性。作者对西方的作为则不无微词，时常加以批评，吊诡的是，这其中却隐含着一种微妙的西方中心主义，仿佛塞利姆治下的土耳其帝国真正重大的历史意义，取决于它对西方所产生了多大影响、又是怎样的影响。看似是在书写塞利姆的生平，实际上是在写他对现代人（尤其是现代西方人）的意义，这再次印证了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从塞利姆的所作所为来看，西方恐怕根本就不是他关注的重点，更不会从这一角度来界定自己的历史地位。他的征服跟比他早近两千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并无本质区别。他极有可能并未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更难以理解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奥斯曼帝国也曾得到地中海东部的制海权，但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后来也就毫不可惜地丢掉了。
公平地说，西方当时也不清楚那些新发现意味着什么，但其富有活力的开放结构可以催生、容纳这些创造性的变革，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所缺乏的。悲剧之处在于，塞利姆一世或许在无意中帮助竞争对手推动了现代化，却将自己国家推离了历史的主要舞台，而他自己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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