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纬禄。
黄纬禄院士，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他将一生的光热，奉献给了挚爱的祖国。
“要为建设新中国竭尽全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迎春花初绽的时节。中南海怀仁堂内，云集了陆海空三军将领和技术专家。主持会议的陈赓大将作了简短讲话后，从美国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作报告。
时任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的黄纬禄参加了这次会议。听着慷慨激昂的报告，他暗下决心：虽然没有为缔造新中国流血奋战，但要为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竭尽全力！
1957年，黄纬禄被调到刚组建不久的中国首个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从事火箭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工作。从此，他把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全部倾注到航天事业之中，开始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取得了我国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1964年6月，“东风二号”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中国导弹研制试验成果震惊世界。
在此期间，黄纬禄积极参加了我国“八年四弹”等重大规划的制定，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制定了我国弹道导弹控制系统发展方向和技术途径，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纬禄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放心不下导弹事业，尽量设法多做一点工作，使我国的导弹事业少受一点损失。为了鼓励自己，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抄录在笔记本上：“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1970年，一项新的挑战摆在黄纬禄面前。我国虽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黄纬禄临危受命，担纲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为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进行模型弹入水深度的试验是必经步骤。模型弹重量近10吨、长达10多米，这么个大家伙，投在什么地方、怎么投，都是难题。黄纬禄却胸有成竹，暗藏“奇招”。1970年7月的一天，人们惊愕地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停放了一台巨大的吊车。似火的骄阳下，一个大家伙正在被反复以各种姿态投入水中。这次试验获取了大量重要数据，在几个月后进行的模拟火箭弹射试验中，整个试验过程均与设计所预想的一致，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982年10月12日，渤海的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在海天之间绘出一幅壮丽景观。第一代潜地固体导弹研制成功，标志我国具备了自行研制潜地战略导弹的能力，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我做的决策，我负主要责任”
科研道路上，失败在所难免。“巨浪一号”第一次试射时，火箭出水后姿态异常，失去控制，数秒钟自毁爆炸。一时间，参试人员心情沉重，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此时，海上试验禁航日期已通过新华社公告全世界，如果在此期间不能查明原因、重新试验，则需另行公告，影响太大。
面对这种情况，黄纬禄主动承担责任说：“试验失败主要是弹的问题，我是总设计师，我负主要责任。”并对广大参试人员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打好下一仗。
在第二发即将发射的日子里，人们的心情异常紧张。万一再失败怎么办？
在预定发射的当日凌晨，北京又打来电话，建议推迟发射，这让黄纬禄更难下决心。“如果自己坚持按原计划发射，一旦发生问题，一切后果要由自己负责；如果推迟发射日期，自己虽然不担风险，但封海期限将满，海上环境条件也越来越不利，错过时机，完不成试验任务，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和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中一遍遍回顾几天来火箭各系统的测试情况，反复考虑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和应急措施。
经过再三分析，他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我认为可以按时发射，不必推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们执行命令。”
最终，“巨浪一号”按时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而黄纬禄这种勇于担当的惊人魄力，也让人们为之叹服。
塑造航天系统工程中的“金科玉律”
日常工作中，黄纬禄主张发扬民主、大力协同。“工作中，有时需要定方案或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措施，作为总师不能自己拍脑瓜一想就决定怎么解决。”
“巨浪一号”研制时，涉及109个研制单位，涵盖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主要组成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由于导弹武器研制的系统复杂性，加上大家都没有研制经验，这为统筹兼顾和协调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一度，大家在会上激烈争论，甚至拍了桌子，可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为此，黄纬禄在每次做决策时都充分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分析总结后再行决定。
研制过程中，几次试验都没有达到技术指标要求。经过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其中关键因素是弹体超重。原来，导弹控制系统是根据各个分系统的最大偏差来进行仿真。各分系统由于心里没底，纷纷保留了最大值的余量，最后汇总到控制系统，往往超出合理范围，增大研制难度，甚至令研制陷入困局。紧要关头，黄纬禄果断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要求大家都把余量拿出来，分散难点。同时明确指出，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出了问题时相互指责埋怨。
在研制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的过程中，黄纬禄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四共同”原则：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如今，“四共同”原则既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的具体方法，也被奉为航天型号系统协调工作中的“金科玉律”。
“品德比技术更重要”
黄纬禄常说“品德比技术更重要”。他曾立下“三个三”的规矩：在基地三条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三条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三不许，自己私人外出不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
对荣誉，黄纬禄总是“退避三舍”。他曾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不是我个人的，航天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搞导弹研究”。黄纬禄带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事业的无限眷恋，走完了自己导弹人生，而他创下的丰功伟绩，已筑起国防之坚壁。
（摘编自2012年2月10日《科技日报》 付毅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