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31年,吴金鼎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七出版。著者在引言中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蒙李济之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当时而言,此书乃是中国人类学家第一本以某地区人的体质为研究特征,以比较完整翔实的人体测量数据,在对比、分析、计算之后得出结论,专业性、实用性、理论性、参考价值都很高的人类学著作,尤其对研究山东人基本特点的认知,具有很强的专业指导作用。当下评估,如此细致、专业的测算工作,使之成为中国人种学扛鼎之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出版近百年来,尚无与此媲美的著作问世,尤为值得珍视。
这是一本迟来的,也是被人忽略的人类学著作。
1925年2月,清华研究院成立后,聘请吴宓为筹备处主任,同年6月改为研究院主任。研究院设立初衷,原本打算建立与大学本科相衔接的多科研究院,但因学校经费所限,根据当时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考虑到国学研究尤为重要,因而先设国学门一科,慢慢地人们对其称呼,便由研究院惯称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国学门网罗顶尖学术大师组建导师团队,著名学者有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号称清华研究院四大教授,以及考古学大师级人物特别讲师李济,面向全国有志国学研究的青年学子招生。入考范围包括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具有学识及经验的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或对经史小学等具有根基的各地自修人士。报考条件十分宽泛,兼有相当严格的考试程序。
获得第一期国学门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共有30名,备取两名,正式注册为29人,开学时间是1925年9月。吴金鼎是1926年9月入学的第二期研究生,招考事宜始于1926年3月底,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拟就“本年招生各科命题及阅卷名单”。招生办法和手续与第一届基本相同,但在考生选考的学科方面更为广博繁杂,要求更加严格。列出23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有六门指定的必考题。第二届录取新生正取24名,备取2名,入学报到者24名,吴金鼎为其一。另有陆侃如、谢国桢、卫聚贤、王力等,后来成为一方学术大咖的国学大师级同学。吴金鼎入校时,正值留学德国的陈寅恪回国,四大教授加李济特别讲师团队正式组建完毕。
在齐鲁大学文理科本科专修历史及政治学专业的吴金鼎,毕业留校后在社会经济学系担任助教,但对于清华研究院专业攻读方向,吴金鼎选择的是自己更加偏好的中国人种考,因范围所及兼治人类学及考古学,导师为李济。李济虽然没有入列名显位尊的四大教授,但其学习经历与治学资本,是完全可以与四大教授相提并论的。李济毕业于清华学校,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之后到哈佛大学研习人类学,分别师从虎藤、拖策和狄克森三位导师,涉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人种学,于1923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李济在研究院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就是中国人种考,后开设人文学,又为吴金鼎入学的第二届研究生开设了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验。在当时的研究院,学生选定的专题研究科目,以名气更盛的王国维、梁启超指导范围的居多,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指导的论题相对小众,且资料难觅,不易下手,因而真正敢于下手研究这三位导师所指导专题的不过几人。吴金鼎是李济门下专题研究中国人种考的唯一学生。清华研究院开设四年,跟着李济读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生不过三五人,除吴金鼎外,还有徐中舒、吴其昌、余永梁、朱芳圃等,不过他们都是兼项,真正在日后的事业发展中一直坚持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尤其田野考古的就吴金鼎一人。因而流传甚广的一则故事是,清华研究院四届毕业生,李济只重点指导了一个半学生,一个吴金鼎、半个徐中舒。半个徐中舒是如何产生的,原因是他入校时报告的研究专题是跟随李济学习人类考古学,毕业时的论文题目是《殷周民族考》和《徐庵淮夷群舒考》,主要的指导老师是王国维,李济只是开始时挂了个名而已。
如此说来,依吴金鼎只在清华研究院就学半年,而且拿到毕业证是在1930年完成《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之后,他至多算是李济的三分之二个学生。1927年6月1日,清华研究院举行第二届毕业典礼。本届毕业生完成了各自选定的专门研究课题,其成绩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的审阅,提请教务会议审查。审查合格者有陆侃如、谢国桢、卫聚贤、王力等30人,均颁发毕业证书。吴金鼎因为没有完成论文写作,被准许待成绩补齐后予以毕业,这个需要补齐的成绩就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
吴金鼎在《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第一章引言中,简要讲述了本书的起始与成书过程。1927年春,吴金鼎因为各种原因从清华研究院肄业,回到母校齐鲁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在清华研究院,吴金鼎跟随李济学习人体测验的方法,同时为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在助教王以中的帮助下,用一个月的时间在清华学校对68人进行测验。这是吴金鼎对于人体测验工作的第一次尝试。正好到了放寒假之时,吴金鼎已经做好了放弃清华研究院学习的准备,把所有行李运回济南,回母校继续任教。李济听说后给予劝留,但吴金鼎决心笃定,“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之测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
至于吴金鼎为什么放弃清华研究院的学习,说法不一。李济也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去亲自指导吴金鼎的研究工作,就把人体测验用的仪器直接让吴金鼎带回济南,在工作中完成研究科目。吴金鼎回到齐鲁大学之后,教学工作非常繁忙,“逐日疲于校课”,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开展人体测验和研究。好在大学是有几个长短不齐的假期,吴金鼎就利用假期,并在妻子王介忱的帮助下,利用学校来自各地学生这一优势进行有针对性的测验。从1927年秋到1929年冬,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共对291人进行科学测量与统计。恰在工作接近尾声时,李济来信询问吴金鼎进展状况和所获成绩。吴金鼎把所有资料,经过核算整理后草成“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寄给了导师,李济看后非常满意,“极蒙嘉许”。
李济之所以在1929年冬给吴金鼎写信问及研究课题人体测验进度,一是放心不下学生的学业,重要的是清华研究院已于当年7月关门,李济本人已经离开研究院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任组长,如果再不及时补交研究论文,吴金鼎就有可能永久拿不到研究院毕业证明了。看了吴金鼎的“山东人体之特质”初稿,李济很满意,给予学业通过,并交给已经改称清华大学的教务人员,这便是后来“吴金鼎待成绩补齐后,亦给予了毕业”说法的根据。在清华研究院半年时间,吴金鼎跟随导师的时间的确不多,但还是拿出了令李济满意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既是对导师培养与希冀的回报,更是吴金鼎执着、坚韧性格的体现。也是替导师完成了立志去做却未能做成的志业——1924年李济赴湖北调查民众体质,1925年8月在北京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上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却未能成书。
《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出版时间在1930年之后。当年春,在老师李济的召唤下,酷爱田野考古的吴金鼎离开母校,加盟“史语所”考古组任助理员,从此走上田野考古这条艰辛之路。在与导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吴金鼎得到更多提携与教诲,李济希望学生能够在田野考古的同时,对“山东人体之特质”进行修改、补充、润色,待时机成熟后正式出版。吴金鼎牢记导师的嘱托,在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原稿重新进行计算和润色,翌年完成,并在导师的推荐下以“中研院”史语所单刊之名出版发行。
吴金鼎认为,本书的写作目的,即如标题在于考究山东人的体质,换句话说,山东人体质之所以与其他地区、省份有差异的数据,在本书中得以表述。采用的方法就是比较研究法,以山东人体与全国人体比较,从而得出山东人的基本平均特质。然后再以山东境内不同地域人体加以比照,得出山东境内各区域人的不同体质。区域差异得出结论,又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再核算,以求出构成山东人体特质的少数个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依据书中表述,当时山东省有107个县,人口达三千多万,应该是人口大省了。因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专业性极强,一般读者无力从吴金鼎的著作中读出更多有效信息。如果能有人类学专业人士加以解读,就有可能为近百年来山东人体质变化提供更多的一手数据,验证《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出版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广泛认知和传播,以至于众人仅知吴金鼎是一位田野考古学家,却湮灭了吴金鼎这样一位国内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