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玉强
今年2月10日上午，我到上海百岁老人斯杭生的寓所，拜访这位金庸中学时期的同学。2月14日、2月18日，我又两次与老人在微信中补充交流了一些信息。
斯杭生，1923年生，浙江诸暨人。上海船舶工业总公司教授级高工，曾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船舶行业规划组组长、《中国造船》杂志编委。离休干部、金庸中学时期的同学。
以下是我们三次交流的记录：
问：您是在联初的时候认识金庸？
斯：是的。但他在联初读书时，不叫金庸，就叫查良镛，他这个姓应该念“zhā”，我们一直把它念成“chá”。1937年抗战爆发后，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这七所省立中学迁移到浙南丽水的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后来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个学校。
良镛原在嘉兴读初中，我在杭州读初中。当时我们都迁到碧湖，进入联初。良镛虽比我小一岁，但比我高一届，因为我在中间因病休学过三个学期。一开始，我俩并不认识，我只是听我堂叔、当时联初的语文老师斯伦说起，他任教的初三班上，有位嘉兴来的学生叫查良镛，语文基础扎实，文章写得很好，是我们杭初的学生所不及的。
一年后，良镛考入了联高。当时浙江省教育厅有规定，联高只招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当时我老家（诸暨）尚未沦陷，所以联初毕业后，我考入衢州中学高中部。我有个在杭初的同班好友余兆文，他和良镛是联初的同班好友，余兆文与我一样考入衢州中学高中部，余因病休学了一个学期，所以在衢高又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大约在1940年秋，良镛在联高读书，因不满该校训育主任管制学生的高压手段，在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文章《爱丽丝漫游记》，把训育主任的劣迹都写了出来。全校学生都拍手称快！训育主任大为光火，一定要开除他，这样良镛继续读书就成了问题。余兆文在衢中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劝说他转到衢中来继续读书，得到良镛同意后，由余兆文出面向衢中校方提出让良镛转到衢中继续读书的申请，最终得到校方的同意，这样良镛就转到衢中了，我们就又成了同校的同学。他在衢中读书仍比我和余兆文高一届，由于余兆文的关系，我和良镛也开始熟识了起来。他和同班同学王浩然、江文焕结为好友。
我和良镛在丽水碧湖联初和衢州静岩衢高同学了四年。
问：您是什么时候知道香港的金庸就是查良镛？
斯：我们同学时，他有个笔名叫查理。良镛转到衢中后，就没了救济金，除同学好友帮助一点外，生活费主要靠他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写文章得来的稿费解决。《东南日报》当时是我国东南地区的一张大报，在杭州出版，杭州沦陷后在浙江金华出版，乃是我国东南未沦陷区（包括浙、皖、赣、闽）的主要报纸。副刊每周或十天出版一次，都是著名文人写的文章。大约1941年下半年《东南日报》副刊上以查理的笔名刊登了两篇文章，得到当时文人学者们的赞扬，连颇具名气的衢高语文老师陈友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科院文学研究部研究员）和袁微子（教育家）都赞扬不止。后来他们从《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那里了解到“查理”原来是良镛的笔名，大家对他更是刮目相看了。
后来良镛去了香港，取了笔名叫金庸，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一开始我们好多同学还不知道金庸就是良镛，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是余兆文告诉我的。
问：同学之间的交往多会以本色相处，呈现出各自的真实面目。在您的眼里，当时的金庸是个什么样的人？
斯：良镛这个人首先给人感觉就是个书生，是个读书坯子，他儒雅、稳重，喜好读书，天资很高，考试总得第一名。但他又不是一头扎在书堆里的人，他也爱好体育与文艺活动，有时甚至还有点贪玩。我听王浩然讲起过，一次他们三人（江文焕、查良镛）在重庆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上午考了一门课，下午继续考试。吃过中饭，开考前，良镛在茶馆里与人下围棋，因为太投入，忘了下午考试的事，等他记起来，已过点了。他急忙赶往考场，但已迟到了一刻钟，最后，好说歹说，监考老师总算破例放他进了考场，考试当然还是通过了。所以说，他有时还是蛮贪玩的。良镛这个人悟性很高，头脑又活络。在读联初时，和马胡蓥他们还合编过一本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这本书当时很受欢迎，他因此也还赚了点钱。一个小小的初中生，有这样的头脑，善于捕捉机会，这是很不简单的。良镛待人也很重情谊，1940年秋冬之交，日本人搞细菌战，衢州发生了鼠疫，衢中有好多同学染上鼠疫，良镛班上也有几个同学染上了，情况十分恐怖。但他不怕传染，作为班长，他还去看望染病的同学。后来有个姓毛的同学得鼠疫死了，他还参与了这位同学的后事。在关键时刻，危难当头，他的这种表现，令人十分感佩。
问：金庸好像说过，因日本侵略，家被毁，失去经济方面的接济，过冬时连棉衣也没有，是您送了棉衣给他？
斯：有这回事。那大概是1941年的冬天，良镛没有棉衣过冬，我见他衣着单薄，先送他一件驼绒长袍给他御寒；后来又送他一件棉长大衣，是托余兆文送他的。这件事过去了，我差不多也就忘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联初的同学、堂妹斯式渊和堂妹夫张葆初编印《联初通讯》，发行后也寄到良镛那里，他随后在回信中说：“《联初通讯》中提到的校友，我大多都不认识。而斯杭生曾送我棉衣御冬，绨袍之赠，永世难忘。”良镛在多少年后又重提这件事，他还记着这件事，所以说他这个人是很重情的。也因为他待人真诚，重情谊，所以同学们也都乐意与他交往，也都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比如余兆文帮他申请转学，马胡蓥送他《英汉大辞典》，王浩然帮他代付伙食费等等。本地的同学，在学校放假时，还把他请到家里去玩，去做客，他在同学当中有很好的人缘。
问：您中学毕业后，还跟金庸保持联系吗？
斯：我们联初出来的一帮同学，在高中毕业后就分散了，我和斯伯郎进了（国立）同济大学，沈德绪去了浙农大，马胡蓥去了（国立）交通大学，江文焕去了西南联大，余兆文去了中央大学，王浩然与良镛则进了（国立）政治大学。上大学后，我与良镛一直没见过面，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改革开放后，也就是分别四十多年后，我们才又恢复通讯联系，他给我来过几封信，我也给他去过信。虽没谋面，但这份感情还在，心还是相通的。
如今，一晃八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在联初时的这帮同学大都已经故世，良镛也于2018年故世了，剩下不知还有几人了。现在一旦提起我的这帮同学，提起良镛，我更多的就是沉浸在对往事、对故人的回忆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