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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版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和5年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导演布拉纳都极力在修正原作中的“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
文 | 李孟苏
1937年，黑人可不可以与白人贵族同船旅行？
2022版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以年轻的波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开幕。这段黑白画面的情节交代了波洛的前传，解释了波洛为什么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在一场战役中受伤被毁容，爱人也死于炮火的袭击，为了纪念挚爱，他蓄须明志，同时遮挡伤疤。
镜头扫过战壕里的比利时军人，与波洛并肩战斗的有几个黑人士兵。制片人兼导演肯尼斯·布拉纳（Kenneth Branagh）说，“一战”时有数千名刚果人为比利时而战，在电影中突出他们是为了向他们致敬，以往很少有电影反映欧洲国家是怎么依靠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打仗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以波洛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共有33部。关于波洛的身世，阿加莎是这样交代的：他曾在布鲁塞尔做过多年警察，退职后做私人侦探，1916年作为战争难民来到英国。布拉纳除了改写波洛的经历，对人物角色也大刀阔斧地进行删改。原作中神经质的过气色情女作家莎乐美·奥特伯恩和她的女儿，变成了一对黑皮肤的爵士乐名伶和她的外甥女。女主角琳内特多了一个做律师的印度裔堂哥。女主演盖尔·加朵是犹太血统。有评论认为，少数族裔演员增多，可见《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演员阵容比布拉纳的上一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更富有包容性。5年前布拉纳拍《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增加了非洲裔的阿布斯诺特医生，并加了他与白人家庭教师相恋的情节。
2022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剧照。片中有三位少数族裔角色，（左至右）琳内特的表哥、律师安德鲁，罗莎莉·奥特伯恩，爵士乐歌手莎乐美·奥特伯恩
这样的改动和包容，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000年之前，影视行业改编阿加莎的小说时，会心照不宣地抹去小说中的少数族裔角色，漂白角色的深肤色。1955年出版的《山核桃大街谋杀案》，小说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栋学生宿舍，宿舍里住有埃及和西非的国际学生。1995年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时，时间被挪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演员阵容全部为白人。
阿加莎出生于1890年，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晚期，英国正享有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她开始写作、成为推理小说女王后，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阿加莎的作品至今在全球已经售出超过20亿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她是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次数第二多的作家，莎士比亚排在第四位。在英国，平均每6年就会再版一次她的作品，柯南·道尔都无法与她媲美。
一次次再版，一次次改编为影视剧，阿加莎的作品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英国形象——那是一座印在明信片上的村庄，是前首相梅杰说的，“英国仍将是个具有很大影响、以郡为基础、有温啤酒、常绿的郊区、养狗爱好者和玩台球游戏者的国家，仍将是个——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老处女蹬着自行车穿越晨雾去做圣餐仪式的国家’。”
21世纪的影视观众显然不这么看大不列颠。他们又如何看待她在20世纪中期书写的英国？如何理解她描写的种族问题、仇外心态？
布拉纳竭力在他改编的两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证明种族主义是文明社会的一块黑影，修正作中的“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布拉纳设置了白人布克和黑人罗莎莉的恋情，遭到势利的母亲的反对，但她反对的理由却不是种族。爵士歌手莎乐美·奥特伯恩讲述了她曾经遭遇的种族歧视经历，女主角琳内特童年时曾出言不逊，说她不会“与有色人种共用一个游泳池”。波洛敏锐地认为这可能是谋杀的动机，莎乐美巧妙地说：“如果我要枪杀每一个冒犯伤害过我的白种女人，那世界上会有一万具尸体。”
布拉纳体现了2000年以来，影视业改编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一个趋势：尽可能纠正她原作中的“种族歧视”“阶级偏见”“男女不平等”，此举固然是为了替阿加莎正名，她并非“种族主义者”，她的小说也不是势利之作，但又矫枉过正，有迎合政治正确潮流、着意抹去种族歧视的黑暗历史之嫌。毕竟，在故事发生的1937年，难以想象黑人可以与英国贵族、美国精英同船旅行，白人男性会正大光明宣称他爱上了一位黑人女士。改编、改写阿加莎的小说以适应21世纪，是不是可以牺牲真实性？
但想想看，2021年英国五频道制作、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安妮·博林》，都安排非洲裔演员扮演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安妮·博林。真实的历史人物尚且可以变换肤色，何况虚构的侦探小说角色？
势利眼阿加莎
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出道，就被扣上了势利眼的帽子，到20世纪后半叶，又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
阿加莎的第一部推理小说是《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书稿4年里被6家出版社退稿，终于在1920年出版。这一年，阿加莎30岁，此后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英国的侦探小说也进入黄金时代。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情节主线很鲜明：典雅的祖传乡间大宅里，女主人在密闭的卧室里中毒身亡，她新婚的丈夫比她年轻20岁，成为首要嫌疑犯。庄园里还有仆人、主人的亲人朋友，他们都与死者有利益关系，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每个人握着一个谜。波洛登场了，他从复杂的谜团中抽出线索，反复侦查，动用脑子里的灰色小细胞进行逻辑推理，与嫌疑人打心理战，终于找出真凶。
1946年，阿加莎和丈夫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沃灵福德的家中
这段文字显示，阿加莎意识到1936年的英格兰，仇外心理是多么普遍，她用“缺乏创意的口吻”暗示了自己不赞成的态度。领略到阿加莎这么写不仅仅是对外国人的又一次例行嘲笑，需要微妙的注意力。
因此，普洛克说：“她在书中描述种族主义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克里斯蒂所生活的时代，种族歧视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小说是时代记录、文化档案，出于审查的目的而删掉小说中的种族主义描写，小说就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批判性。”
BBC在2018年重拍《ABC谋杀案》，编剧萨拉·菲尔普斯（Sarah Phelps）力图保留阿加莎原作的批判性。她强化了波洛的难民身份，不惜引发观众的众怒。阿加莎多部小说中有其他人物对波洛的外国人口音、外貌、行为举止的轻蔑嘲笑，编剧决定对这种态度加以放大，于是写了一场戏：波洛因为不是英国人而成为英国法西斯联盟成员的攻击目标，在火车上，列车长鄙视地把他的车票扔在地上。这样的改编，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