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蕾（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
年轻人的保守化？还是年轻男性的保守化？
3月9日，第20届韩国总统大选终落帷幕，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简称“国力党”）候选人尹锡悦以0.7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大选中，韩国社会的传统矛盾——理念矛盾（进步vs保守）、地域矛盾（全罗道vs庆尚道）、世代矛盾（四五十岁“民主化世代”vs六十岁以上“工业化世代”）依然是影响选票走向的重要变数。然而，此次大选与以往历届大选的最大不同，在于“性别矛盾”这一维度对年轻一代选票走向的深刻介入。
2022年3月10日，韩国首尔，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成功当选新一任总统后在首尔国民议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韩国年轻人历来更支持进步倾向的共同民主党（简称“民主党”）。然而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随着房地产政策失败、社会两极化扩大，深重的生存压力与对未来的焦虑，令年轻一代趋向认同保守政党倡导的“政权审判”口号。占全体选民人数三分之一的年轻一代正变得越来越保守——过去五年间韩国的诸多舆论调查均印证了这一事实。正基于这一点，国力党踌躇满志地提出了保守化的年轻一代与老年一代联手狙击中壮年进步势力的“世代包围”论，坚信尹锡悦将以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取胜。
然而，韩国KBS、MBC、SBS三大电视台在大选当日发表的出口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得票率在20、30多岁选民中分布均匀，尤其18-29岁选民对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的支持率（47.8%）甚至略高于对尹锡悦的支持率（45.5%），国力党志在必得的“世代包围”落空了。为何？当在年龄维度中纳入性别维度后，解答线索即呼之欲出——18-29岁选民中过半数男性（58.7%）支持尹锡悦，而过半数的女性（58%）却支持李在明。如此基于性别的选票差异是罕见的，也未明显体现在其他年龄段。这意味着，所谓“年轻一代的保守化”，或许只意味着年轻男性的保守化。
韩国KBS电视台在大选当日发表的出口民调显示，18-29岁选民中，58.7%的男性支持尹锡悦，58%的女性支持李在明。
然而，同为尹锡悦支持者，年轻男性与60岁以上老年一代的“保守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可谓“烛光一代”，从中学时代起便历经多次反对保守政府的重要社会运动，包括2008年反对李明博政府进口美国牛肉的烛光示威、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后的烛光悼念、2017年支持弹劾朴槿惠的烛光集会等，亦对老年人为主体的朴瑾惠后援团“太极旗部队”嗤之以鼻。可以说，韩国政治之“保守vs进步”传统框架，已难以解释年轻男性的保守倾向。那么，年轻男性为何趋向保守？
“二代男”现象：我们是弱者
“二代男（이대남）”在韩文中意指“20多岁的男性”。一年前此时，这一新造词在韩国尚鲜有人提及，其蔚然流行与该年龄段男性陡然成为舆论宠儿、政治势力竞相示好的对象有关。故事发生在2021年4月首尔市长和釜山市长补选后。
在这场选举中，国力党候选人全面力压民主党而获胜。首尔市长选举的出口调查显示，20多岁男性对国力党候选人吴世勋的支持率高达72.5%，不仅比同龄女性高出30多个百分点，甚至超过了向以保守著称的60岁以上男性。72.5%，这一不同寻常的数值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该群体政治存在感激增的同时，催生了“二代男”的命名。两个月后出任国力党党首的青年政治家李俊锡，将民主党的惨败言简意赅地解读为“这是低估年轻男性的选票凝聚力，偏向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矛头直指文在寅政府的“女权主义”政策。
早在命名问世之前，在年轻一代激烈的“性别战争”中，韩国媒体已敏锐地捕捉到“二代男”的独特特征。2019年4月，时事期刊《时事IN》连续三期刊载以“20多岁男性现象”为题的封面报道，借对1000名调查对象的大型问卷调查，清晰勾勒了“二代男”的“人格画像”：他们反对女权主义、重视公正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认为是遭遇歧视与不公正待遇的弱者。
李俊锡著《公正的竞争》书封
“二代男”缘何自认为是弱者？
一种解释是，这与该年龄段失衡的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比女性的比例）有关。当下韩国20多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高于103-107的正常区间。这意味着，男性在婚恋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远高于同龄女性，在婚恋竞争中遭受挫败的男性，自然会产生弱者意识。然而在当代韩国年轻人普遍对结婚冷感的情况下，该解释缺乏足够说服力。
另一解释是，这与“二代男”的身份焦虑有关，决定性因素是其对失去性别特权的不安。要分析当代韩国社会的父权结构，不必动辄追溯至遥远的儒家文化传统，而更应聚焦缔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朴正熙政权，及延续至今的朝鲜半岛分裂体制。韩国社会学家曹恩认为，朴正熙时期韩国现代化进程是典型的“超男性化发展性国家模式（hypermasculine state developmentalism）”，而男性的阳刚气质长期是动员国民参与经济建设、保卫国家安全之象征。正因如此，从根本上动摇当代韩国社会父权结构的，并非女权运动的兴起，而是上世纪末冷战的终结与韩国发展性国家模式的解体。1997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瓦解了以往“作为家长的男性vs作为主妇的女性”式的性别分工体系，极大弱化了男性特权。
那么，“二代男”的弱者意识，是一种男性特权动摇后的不甘吗？《时事IN》的问卷调查显示了相反的事实：相较尚未摆脱父权意识束缚的老一代，“二代男”的性别认知更为进步。对“育儿的首要责任人是女性”，仅18.7%的“二代男”表示认同，该数值低于五六十岁女性（36.8%）；对“女性应在化妆着装上比男性更上心“等老一代性别观念，绝大多数“二代男”亦持反对态度。这意味着，“二代男”并不追求父权，所谓“性别矛盾”的粗糙定义，事实上掩盖了20多岁男女在拒绝传统性别分工与观念上的更多共识。
《时事IN》期刊三期专题的合刊《20多岁男性》封面
“女权=厌男=不公正”
“二代男”与同龄女性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两者对女权主义、公正的认识差异，在前者看来，女权主义意味着男性歧视与不公正。
由共同的受害者意识而生的悲愤，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这是过去20年间推动韩国女权运动发展的动力，也是“二代男”强大凝聚力的源泉。《时事IN》调查显示，20多岁的韩国男女都自认是社会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被问及“韩国社会歧视女性的问题是否严重？”时，高达85.4%的20多岁女性回答“严重”，而20多岁男性中60.8%则回答“不严重”；相反，当被问及“韩国社会歧视男性的问题是否严重？”时，56.2%的20多岁女性认为“不严重”，多数（60.3%）30多岁男性亦持相同看法，而高达68.7%的20多岁男性却认为“严重”，其中认为“非常严重”者达30.5%。
“二代男”自认受到性别歧视的观念，乃是对近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弹，亦是对所谓“国家女权主义”的排斥。以2016年的“江南站女性杀害事件”为契机，韩国女权主义运动从网络、文化空间走向街头与广场，转化为现实变革的力量，呼吁政府社会正视性别不平等问题、切实保障女性的安全权利（严惩“N号房”事件等数码性犯罪、MeToo运动）、生育权利（废除堕胎罪）与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在此过程中，部分女权运动团体采取了“镜像（mirroring）策略”。Megalia等激进团体（现已解散）模仿男性对女性的系列蔑称（“泡菜婊”等），亦炮制出“韩男虫”等粗俗命名，作为对根深蒂固厌女文化的反击。将矛头指向男性的镜像策略令女权运动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不仅背离了父权结构本质，亦偏离了“男性亦父权受害者”之女权主义思想。
“二代男”的“女权即厌男”观念，与上述失败的镜像策略不无关联。作为回击，过去一年间“二代男”频繁掀起“反女权战争”，控诉企业广告、政府海报等出现的手指捏住某物品的形象乃Megalia团体的厌男标识，“意在隐秘表达对男性的仇恨”。面对汹涌的猎巫式“反女权战争”，遭波及的企业与政府机关（国防部、警察署等）急于平息公关危机，不仅删除一切“冒犯性”影像，更为“伤害男性感情”而道歉。这种态度助长了社会过激的反女权意识，使得“女权主义”几乎成为禁忌词汇。在此气氛下，学校开展的防止性暴力、性犯罪教育，亦被诟病为“将所有男性视为潜在罪犯”之“厌男教育”。
“二代男”的弱者意识也来自高度神圣化、绝对化的公正尺度。事实上，对于成长于全面转向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韩国年轻一代而言，对公正价值的高度重视并无性别之分。当市场自由与竞争原则成为指导人生命活动的最高原则，一切成败均被归结为个人的能力与责任后，竞争过程中的公正价值便会无比凸显。《时事IN》调查显示，“二代男”虽然反对女权，但赞同“对因育儿而中断工作履历的职场女性应提高补偿”的比例却高达75.9%；同样，20多岁女性支持“为服兵役男性给予考试加分”的比例亦达57.9%（1999年，韩国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撤销）。换言之，两者都基于公正原则，支持政府应对妨碍自由竞争的“不公正”作出补偿。
正是在绝对化的公正尺度下，在“二代男”眼中，女权主义的本义变成了破坏游戏规则、谋求私利，而非争取两性平等权利。在标榜自由竞争的新时代，女孩不仅获得了与男孩同等的教育机会，也获得了“只要有能力就能成功，无关性别”的“虚幻承诺”。事实上，女孩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等重要考试中的表现的确优于同龄男孩，诸多女性担任政府、企业高层职务，甚至几年前韩国还选出了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这些让人产生了“韩国已实现两性平等”的幻觉。对于仍需承担兵役义务、却被取消了加分补偿的“二代男”而言，自己在军营为国奉献，同龄女性却在埋头苦学、积累实习就业经验，这让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在他们看来，设立于2001年的女性家庭部则无异于推行“国家女权主义”的权力机构，后者推行的“扩大女性就业配额制”等一系列保护女性权益政策，实乃破坏公平竞争原则、挤占男性权益的“自私”政策。
尹锡悦1月7日在其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废除女性家庭部”
“二代男”代言人李俊锡与身份政治策略
韩国是否已不存在女性性别歧视？女权运动是自私的权力之争吗？事实并非如此。男女在收入、就业、晋升等方面的差距向来是测算社会性别歧视的直观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1年发表的数据显示，韩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为31.5%，亦即女性收入不及男性收入的七成；同年韩国女性家族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女性中缺乏劳动保障的非合同工比率高达45%，比男性高出15.6个百分点；今年3月8日，《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玻璃天花板指数（glass-ceiling index）”报告亦显示，韩国该指数连续十年在经合国家垫底，在韩国上市企业中，男性总裁占比高达98%！
准确而言，“二代男”现象的本质并非性别矛盾，而是身份政治。如果没有国力党党首李俊锡及该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对“二代男”现象的发现与利用，后者不会从一种社会现象上升为政治现象。
去年6月，生于1985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李俊锡当选国力党党首，成为韩国宪政史上最年轻的主要政党领袖。在“世代交替”、“青年一代的呐喊”之声中高票当选的这位青年政治明星，立时成了“二代男”的政治代言人。他高度崇尚“公平竞争”价值，认为理想社会应是建立在能力主义之上的“公正社会”。在201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公平竞争》中，他将年轻人称为“被民主化世代与工业化世代骑在头上”的一代，一面与“太极旗部队”代表的老一代保守派划清界限，一面高举起反对民主化世代的旗帜，嘲讽后者早已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他也是反女权先锋，在与女权主义者的频频论战中，构筑了一套高度政治化的“性别矛盾”框架，将后者对性犯罪、性暴力事件的高度关切斥作“把男性视为潜在加害者”、“无异于反犹主义与种族歧视”，甚至高呼：“要实现数值上的性别平等，先应降低（高于女性的）男性自杀率！”正是在李俊锡的指点下，尹锡悦在总统竞选中陆续抛出一系列“反女权”公约，诸如重新修订“N号房防止法”、新增性暴力诬告罪、废除女性家族部等，并断然宣称：“（韩国）不存在结构性的男女不平等”。
过去十年来，我们从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事件中一次次见证着身份政治的魅影，此次韩国大选亦然。不同的是，欧美右翼利用的是中下层白人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中感受到的“逆向歧视”，而以李俊锡为代表的新兴韩国保守政治势力瞄准的则是世代与性别身份，将年轻一代的经济焦虑与不平等归咎于“世代矛盾”与“性别矛盾”，并将后者引向一条厌恶、攻击他者的零和博弈之路。
被遗忘的“二代女”及其反击
当“二代男”作为舆论焦点与政治现象横空出世时，其同龄女性“二代女”却被遗忘了。去年首尔、釜山市长补选后，进步、保守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二代男”争夺战。国力党自不待言，经历补选惨败的民主党亦急于安抚“二代男”，某议员甚至称，不惜修宪也要再次引入兵役加分制度；当尹锡悦提出废除女性家庭部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亦未明确反对，甚至也建议女性家庭部去除“女性”两字、更名为“两性平等家庭部”，亦曾表示：“反对女性歧视，也反对男性歧视。”显然，在“反女权”的社会气氛下，他并不想触“二代男”之逆鳞。两大政党均选择性拉拢“二代男”的争夺战教人不禁纳闷，难道女性没有投票权？
2022年2月21日晚，韩国首尔，韩国大选四党总统候选人举行首场电视辩论。据韩联社3日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国民之党总统人选安哲秀和正义党总统人选沈相奵参加辩论。
“二代女”遭忽视的根本原因，在于投票倾向的分散与模糊，这与其对民主党的幻灭感有关。在首尔、釜山市长补选中，相比高度保守化的“二代男”，“二代女”对国力党支持率为40.9%，对民主党支持率为44.0%，对其他政党支持率为15.1%。其对民主党的支持率虽相对较高，但与2020年12月民调结果相比，却骤降了约20个百分点。原因很简单，市长补选本身，便是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前釜山市长吴巨敦两位民主党人士接连身陷性丑闻后的结果。标榜“进步”的民主党、誓成为“女权主义总统”的文在寅政府，不仅未践行其信念，反在MeToo运动中依次跌下神坛。可以说，“二代女”对民主党的背离，才是导致后者补选惨败的根本原因。而忙于安抚“二代男”的民主党，直到今年1月底才将揭露“N号房事件”的公民记者朴志玹纳入竞选团队，负责拟定性犯罪对策。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
“二代女”并未形成偏向两大政党任何一方的明确倾向，反展现了超越两党轮换执政、开辟韩国政党政治“第三条道路”的渴望。而大选投票开始前日，原支持率排名第三的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却突然宣布与尹锡悦“联手”，“第三条道路”希望荡然无存。最终“二代女”对李在明高达58%的支持率，无法证明其对民主党的高度支持，只意味着犹豫、苦恼到最后一刻的“二代女”，为了阻止高举“反女权”旗帜的尹锡悦当选，而将原计划投给“第三党”的选票转向了李在明，从而一举击碎国力党志在必得的“世代包围”论。向来高度重视女性权益的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此次大选只获不到2.5%选票。而开票当夜，正义党的账户却突然涌入12亿韩元捐款，俨然诉说着“二代女”苦恼又愧疚的心声：“对不起，没能守护你。”
结语
这场以“史上最小票差”告终的总统大选，给韩国社会留下了诸多课题。年轻的“烛光一代”缘何背弃了“烛光革命”？愈发巩固的两大政党轮换执政体制之下，如何辟出多党制的“第三条道路”？女权运动如何摆脱“厌男”污名？更重要的是，如何治愈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尹锡悦当选后，旋即提出新政府的首要课题是“国民统合”。然而已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不会轻易弥合，只会轻易流向借排斥“国境”、“国民”之外他者，以巩固内部团结的国家主义式“统合”。
年轻一代的“性别和解”如何可能？去年10月，在“反女权战争”掀起的舆论硝烟中，一则简短的调查报告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报告显示，韩国年轻一代内部的资产差距持续呈扩大趋势，从2019年的33.21倍扩大至35.2倍。资产差距不同于收入差距，主要仰赖父母资产水平。这意味着，在“性别战争”中隐身的，不只是20多岁男女间的诸多共性与共识，更是缔造真正不公正的世袭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