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师事务所保存着中国最早的律师之一张务滋先生的照片。相片中，张务滋先生身穿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这张珍贵的照片是张务滋先生的后人捐给我的。一并捐来的，还有当年张务滋律师事务所的信笺纸和张务滋使用的名片，这都可以算宝贵的文物了。如今来看，张务滋在中国律师界的重要意义，明显被低估了；随着更多史料的挖掘，相信张务滋的律师形象会更加立体和鲜活。
1911年秋，张务滋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甲班，1912年春他就做律师工作了，直到1948年才完全停止执业。在那个年代，执业时间能出其右者，恐怕鲜有其人了。
张务滋不仅做“刑事辩护”，也做“非诉讼服务”。1923年，张务滋申请在京津两地办“商标注册事务所”获得批准，由此他抓住先机，扩大市场。由于精通英语，张务滋也是中国较早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律师。所以，张务滋还是较早和外籍律师合作的中国律师。那时这类律师叫“华洋律师”。
张务滋作为律师，业绩非常突出。那时天津这块土地上有很多有意思的案件，比如张作霖女儿张怀卿和张勋的儿子张景韩的离婚案，就是张务滋承办的。
张作霖和张学良家族在天津留下的房产和故事不少。张作霖子女很多，经常用联姻的方式进行政治联盟。但张怀卿嫁给张景韩的时候，实际上张作霖和张勋都去世了，是张学良以长兄名义主持的这桩婚事。
张怀卿和张景韩结婚时间并不算长，张怀卿认为张景韩有精神疾病，两人感情也不和，于是在1932年9月起诉到天津地方法院要求离婚。当年12月，法院很快判决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并且判决张景韩支付张怀卿赡养费10万元，还查封了张勋坐落在江西路的一处房产和其中物品。
张景韩上诉到河北高等法院，1933年2月16日，高等法院民事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当时报刊对此持续报道，引起了轰动效应——毕竟这案件双方都是大帅的子女。
张务滋是张景韩一方的代理律师。二审时，对于婚姻关系的解除，张景韩一方不再持有异议，但张务滋紧紧抓住案件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送达”问题，张务滋不承认一审时法院的传票送到了，因而判决在程序上无效。当时法院有专门的“承发吏”到张景韩家去送传票，但“承发吏”并没找到张景韩本人，而强令张景韩家“门房”收下了传票；一审时张景韩未到场，法院做了“缺席审理”。二审开庭时，张景韩仍未到场，由律师代理出庭。张务滋说，这是一种诉讼策略。张务滋在庭上强调：《民事诉讼法》确实有“代收”的规定，而门房也不知道张景韩的去处，无法完成转交，在此种情况下法院不仅确认了送达有效，而且用“缺席审理”，是剥夺了当事人的重大权利，判决当然是违法的。对于离婚案件，尤其因其中关涉感情问题，别人也说不清楚，进行“缺席审理”也确有不妥。现在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仅仅有律师代理是不够的，本人也必须到场。
对于10万元的赡养费，张景韩一方认为过高。尤其对查封的房产，张务滋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和策略是，查封的房产不是张景韩的，而是张勋的，张勋去世了，但当时张景韩的母亲和其他弟兄尚在，张勋所遗留的房产还没进行继承分割；简单说，即认为张怀卿无权查封张勋的遗产，法院的判决侵犯了张勋其他继承人的权利，张勋的其他亲属已提出异议。因此，张务滋要求高等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和张勋的其他家属另案起诉的对房产查封异议案件一并处理。对房产查封异议案，张务滋撰写了诉状；后来，该案经地方法院审理，认为张景韩只占遗产的六分之一，应撤销大部分查封。
对于离婚赔偿案，审判长本来做好宣判准备，但由于认为案件复杂，延期审理。1933年3月14日，案件再次开庭，张公馆的门房韩凤鸣还就送达问题出庭作证。案件最终经过调解结案，10万元的赡养费降为5万元。张怀卿享高寿，在解放以后还做了天津市政协委员。
在那个年代，两个大帅的儿女离婚，虽然稀奇，但也算不上最大新闻——因为，连皇帝的离婚都是由天津律师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