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代表不是当官，提建议应“因势而谋”
记者 | 赵孟
20年468份议案和建议，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的履职答卷。
1982年，周洪宇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研究陶行知的权威。2001年，周洪宇从学界跨入仕途，成为武汉市江岸区副区长，200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年，他因提交义务教育免费建议轰动一时，该建议在两年后变成现实。
自从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这位教育专家每年都会提交20多份议案、建议，有“提案大王”之称。周洪宇的议案、建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颇高，他反复提出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建议、出台长江保护法等建议，已落地成为现实。
是什么让他保持源源不断的建议热情？20年履职生涯他的收获和遗憾又是什么？适逢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周洪宇接受界面新闻专访，分享自己20年的履职感受。
“当代表不是当官”
界面新闻：作为一名履职达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持续每年提出20多份议案、建议，你的动力来源是什么？
周洪宇：我们的代表工作都是兼职的，这跟西方的议员有本质的不同，但我们也要为选民服务，因为我们也是人民选出来的，要敢于为人民发声。我一开始就清楚，当代表不是当官，如果你想当官，当代表就没有意义了。我是做教育的，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渠道，深入中国教育的实际，了解中国教育的国情，再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帮助推动教育往前发展。
要把这项事业、或者说使命完成好，就必须研究它，所以我说代表工作要研究化、研究工作要理论化、理论要实践化。我们要本着做代表的初心，要不断到基层老百姓中间去，随着形势的变化，老百姓想法、呼声也在变化，我们要把他们的心声传递出来，这样做代表也才有新鲜感，才会有动力。
界面新闻：你每年提的议案、建议很多，有些甚至多年反复提，你提交议案和建议的标准是什么？
周洪宇：一方面，对于重大的、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要不断地提出，直到能够彻底的解决；同时，对一些带有长远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也要努力把它提出来，可能在当下不能马上看得到成效，但是只要认定它有意义，那么也需要不断地提，保持有关部门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界面新闻：今年两会你提交的议案、建议有多少份？
周洪宇：最终确定下来的是29份，我一直努力保持在30份以内，跟往年差不多。虽然说建议数量没有限制，但太多难免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29份已经不少了。
界面新闻：你今年的议案、建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教育的，尤其对“双减”政策格外关注，为此你做了哪些调研？
周洪宇：毕竟我长期在教育领域工作，所以还是以教育为主。“双减”政策实施后，我带领两个智库，即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在东、中、西部6个省份，对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多名学生进行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双减”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困难。教培市场规模正在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所以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无形的职业成长压力。
对此，我提出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且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专门组织专家撰写了一份10000多字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构建良好教育新生态的建议》，此外还有好几份短一些的建议，从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一个关于“双减”建议的“组合拳”。
如何当好全国人大代表？
界面新闻：你目前担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学者到官员，再到立法机构工作，同时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你感受有何不同？
周洪宇：学者的追求是求真，但到了政府机构你会发现许多事更复杂，你必须从务实的角度去推进，这是最大的不同。作为学者，你认定什么事有价值，就要去坚持，更多的是“单线思维”。我以前是纯粹的学者，再加上是做教育史研究的，与现实离得最远。可到政府部门后，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成因和走向，从操作层面考虑的要多些，有些可能因为财力不够，有些可能因为舆论支持不够，暂时还没有办法推动。换句话说，政府官员更多要从务实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到政府部门工作之后，就要形成复杂的思维，要将“求真”和“务实”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
界面新闻：你每年都能提交议案、建议超过20份，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别的代表参考？
周洪宇：我从2003年开始做全国人大代表，当年就提了19份议案、建议，尤其是提出义务教育免费的建议，引起很大关注，并在两年后变成现实，给了我很大鼓舞。一般来说，刚当选人大代表的第一年基本不讲话、少发言，第二年开始在小组会上讲一讲，第三年有了更多经验，开始写一些建议了，第四、五年成熟了，但一届任期也就要满了。所以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在你身上看到这种变化，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能提那么多，让我给他们讲讲课。因为这个契机，我就干脆把这20年的履职经验写成一本书，后来发现容量太大，就分成三本出，分别是《如何当好人大代表》《如何提出好的建议》《如何写好代表议案》。
提建议顺应国家大趋势
界面新闻：当年你提出义务教育免费，为提出这项建议你做过哪些工作？
周洪宇：我做教育史研究，了解到教育工作者很早以前就在追求义务教育免费，比如民国时期的一些教育家，但那个时候条件不成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逐渐被重视，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的确立，让免费义务教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2002年我到香港考察，当时香港理工大学的刘佩琼教授给我们介绍，政府的职责就包括提供义务教育，她认为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此前2000年我在美国访学，也去了不少美国的中小学考察，也了解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提出的政府的四大职能等，理论结合实际，我就形成了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概念，认为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公共财政出资全额承担。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需要先到基层调研，我在湖北孝感考察农村教育时，发现这里的学校跟20多年前还是一个样，改革开放都这么久了，为什么我们的基础教育依然停滞不前？最终促成了我提交这份建议。
界面新闻：回顾这次建议，你认为它变成现实的关键是什么？
周洪宇：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建议的可操作性，实际上在此之前也有人提出过义务教育免费的建议，但都没有引起波澜，因为当时没能系统论证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所以我在提建议的过程中，从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人四个方面，都给出了具体操作步骤。考虑到实际情况，也提出“分类承担，分步实施”八个字作为工作推进原则。
界面新闻：这次建议对于你此后的代表工作有何启发？
周洪宇：这次建议给我的启发是，首先要做一个有心人，善于把各方面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我接受的教育和在美国、香港地区考察的收获，共同构成了这次建议的理论基础；其次，要善于反思，总结自己建议的得失，在建议过程中不断学习、反思、完善自己的建议同样重要。凡是成功的建议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规律的，要去发现规律，运用规律。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顺应国家大趋势，因势而谋、顺势而行、乘势而上。当时国家财力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在增加，新一届政府也希望有所作为，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重要时期，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终落地了。后来，我提出建立国家宪法宣誓制度、出台长江保护立法等，也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界面新闻：作为教育专家，你也提出了不少非教育领域的建议，包括长江保护法在你多年的呼吁之下变成现实，你是如何跨领域研究并提出建议的？
周洪宇：我并不是学法律的，一开始是学历史，后来研究教育史，然后去政府，再后来到湖北省人大工作，分管教科文卫委员会，所以对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就更熟悉一些，但本质上我并不是一个法学专家，也需要“借脑、借手”。实际上，西方的议员虽然是专职，但他们也并非对任何领域都熟悉，也有自己的助手和团队。我在2006年就组建了教育智库，代表工作、省人大工作和智库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提出具有一定价值，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20年履职经历是否有遗憾？
界面新闻：除了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平时你们跟政府各部门沟通吗？如何传达你们日常的声音？
周洪宇：当然有，而且我们的声音，只要具有可操作性，很快就会得到回应。我举个例子，去年12月，我到全国人大开会，正好碰到教育部怀进鹏部长，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在每年两会前夕，都会邀请教育界的代表委员和教育部门人士召开研讨会，我希望教育部也能安排人员参加。二是，教育部每年两会前夕都会给我们人大代表寄一份当年教育领域的热点“选题参考”，但是文件寄到我们手上大约是2月20号左右，距离两会开始还有十多天，我希望他们能提前一些。果然，今年过完春节2月9日我就收到了他们的文件。
界面新闻：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建议除了书面答复，国家部委跟你们还会有进一步沟通吗？
周洪宇：不仅是书面答复，之前我连续几年提过有关南方供暖的建议，涉及到的部委就给我打电话沟通。后来我去北京，他们几个司长和副司长专门跟我见面，听取我的意见，并告诉我他们下一的工作安排。目前总体来看，很多重要的议案、建议，有关部门都是认真对待的，作出的书面答复也比以前更认真、负责，以前有些答复是几百个字，现在一般都是两三千字，有的还是四五千字长篇回应，从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解释。
界面新闻：回顾20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经历，你有什么遗憾吗？
周洪宇：如果要说遗憾，可能是一些建议暂时还没有变成现实。比如我很早就一直呼吁，建议确立教师的国家公务人员地位，将其作为特殊公务员或者说教育公务员对待。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教师都属于国家公务员。经过努力，其实这项建议往前走了一步，2018年中央发文，确立了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法律地位。但是，国家公职人员并不等于公务员，两者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还是有差距的。希望后来的代表能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