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生存环境，魔幻到自己也无法解释：“加班福报”、生育率断崖、充满对立的社交网络，甚至是暗流涌动的国际局势……虽然周围的世界更广阔、更多元了，但人却没了归属感，只想躺平，然后随波逐流。
这个时代，一些价值理念似乎正逐渐崩溃。身处混沌之中，如何克服掉“丧失感”，重新建构秩序？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从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价值转换出发，给出了别具一格的判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叹，早在几千年就有了，那时的人们是如何应对的？只有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根”，才能在如今愈演愈烈的精神旋涡中，不至于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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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价值转换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感慨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伦理与道德原则。这种感慨何代无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记录上，曾有人有过这样的感慨。而中国的经典里，也时时充满了这种感慨。其实，每隔一段时间，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都会有所转变，于是新时代的价值和旧时代的价值就会不同。
我们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价值转换时期作为证明。新石器时代，人类是在村落里聚族而居。小区很小，人群也很少，其伦理原则基本上是内外有分，对自己人是一种标准，对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种标准。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后，都有鬼不歆非类的说法。西周时，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论：上天是公平的，对有道德的人会加以庇护，而周人是受命于天来做当时中国天下的统治者。上天所订定的道德原则应该是普世的，不受部族与小区的限制。这个普世的道德观，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但它是否是真正的普世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于当时的贵族阶层，即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贵族阶层以外的一般人，贵族们并不觉得他们也应该遵从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
第二次转折应当是在孔子时代。孔子最大的功劳不是在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劳是在对古典经典予以新的阐释。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旧的贵族价值观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作为普世价值的观念真正变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为法则。譬如，他所说的“仁”不再是贵族所独有，而是每个人都应秉赋的一种本性；他所说的“礼”，不再是鞠躬作揖，而是一般人都应遵从的礼仪。孔子界定的这一套普世价值观，对中国有长期的影响。自孔子以后，中国人的行为法则，都不脱孔子所定下的原则。孔子如此做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改变，封建社会已经崩溃，他必须要重新建立一个不属于原有封建秩序下的伦理与道德。
从左至右：查拉图斯特拉、佛陀、孔子、柏拉图 Credit: Getty/Alamy
另一次大转折是在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间。这个时期儒家理论所铸造的汉代社会秩序，也就是以忠、孝、节、义等道德原则所界定的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在此时经过一次大转变。再加上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经崩溃，必须要寻找另一套秩序来替代。在寻找秩序的过程中，魏、晋的思想家显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使道家思想重新复活，开始谈论自然、出世、人的主体性等议题，不再如同儒家一样只注重社会的主体性。这一次的大转变，从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礼崩乐坏”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场而言，这是一个重建的过程。这次重建的过程延续了一千年之久。要等到佛教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为一，成为三教融合的一个新的中国思想体系，也就是朱熹的时代，理学才又重新界定了社会的秩序。
社会本身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社会的每一个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价值，实际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价值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与这种制度相配合的，是小农经济、皇帝制度、知识分子精英及儒学治国的一套稳定体系，所以此时注重名节而不注重个人的权益。这段时间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支配中国人的行为与思想有数百年之久。但是这种稳定的中国体系终究会面临挑战与压力，在明代末期又面临一次转折。
纪录片《王阳明》
明代末期，王阳明学派对朱子学派有基本上的质疑。而当时国家机构所表现的效率与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为代表的国家机关是否真能符合稳定社会所盼望的政府形态也受到质疑。我们从明朝末年的文学作品、历史记载都可看到殉道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学者开始认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社会的结构。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代表的学者，甚至怀疑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提出许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观念。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可以与西方的启蒙时代的思想相比拟。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换代以后，无法继续下来。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朝的帝制比以前更为彻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来的传统儒家思想，由于强调稳定性，必然是趋于保守。所以朱学的知识分子虽具有正统的地位，却不会容许明末这些挑战者继续发挥他们的思想。
因此，从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纪，是中国在思想界极为呆滞的时代。固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被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为大家所遵循，但其间虚伪之处太多，同时也没有新的力量出现，可以担起翻旧更新的工作。这种文化系统实际上是缺少活力的，没有办法真正面临另一股大力量的冲击。
许倬云《万古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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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面临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
新的力量是中国与世界有了新的接触之后产生的。西方世界有其本身的文化传承，发展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行为法则与道德观念。西方的文明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生产制度。西方进入中国以后，本来就已经缺乏活力的中国传统思想根本无法抵御。所以从19世纪到现在，如果我们要说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国道德伦理观念还有更新增长的活力，那恐怕是自己在骗自己。
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叶，每一个中国人都卷在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漩涡里，其间也有些可敬的学者，尝试著去做揉合与新的解释工作。但究竟因中国以儒家为基石的文化体系丧失活力太久，已是相当僵化的系统，要回生是相当困难的。这一段的礼坏乐崩不能归罪于五四，也不能归罪于现代新教育体制下的知识分子，这是旧系统本身早已丧失了生机。
此时期的中国人必须重新架构另外一套价值体系。
孙中山无疑是把两种观念融合在一起，想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但他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要肯定五族共和的多民族体系，一方面又肯定民族主义。最后解决的办法是把国家凌驾于民族之上，国家做为容纳多个民族的主体。
回头看明末清初所谈到的亡国没有关系，亡天下才可怕。其中“亡天下”三字，代表的正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期许——中国文化治天下。
……
由于这一次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大转折过于庞大，百年内不易完成。何况中国的教育始终是在双轨制之下发展，一方面有西化教育，另一方面有传统的家庭教育和社会上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在20世纪结束之际，这一次的转变始终未能完成，因此仍不断可见到中外价值的比较、中学西用或西学中用等论点。文化体系愈小，转变愈容易。文化体系愈庞大、愈复杂，转变愈难。相对于中国的文化体系而言，日本的文化体系是相当小的，不仅时间短，内容也比较不复杂，所以日本的转变要比中国来的容易。中国文化体系是庞大的、复杂的，单是消化佛教就花了1000年的时间，要消化西方价值观，中国不可能在100年内完成。也因此，在这100年中，不断地听到相同的感慨，不断地看到大家讨论社会失序的问题。从长程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些现象是自然的，但是，生存其中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困扰和失落。
梁鸿《梁庄十年》
我们是不是要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做为解决的方案呢？倒也不然。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美国对他们自己花了近300年所形成的社会价值，产生一波质疑的浪潮。
造成这种质疑的力量，首先应是近代战争的可怕。
造成质疑的第二股力量，是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地接触频繁。多种文明在接触之中各自呈现其特色，也各自对别人特色造成冲击。
第三股力量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制度解体。
第四股造成质疑的力量是妇女的解放。
纪录片《女权主义者：他们的所思所想》
以上四股力量冲击的后果，是一套新价值标准的基础开始呈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权的观念。而人权是属于个人的，人权不属于群体，群体的特性不能超越人权的基本价值之上。自由则是体现人权的方式，人权为体，自由为用，自由的观念也会成为新文明的重要价值标准。
最近在各个人文学科的领域里，都有解构思潮的出现。解构不是破坏，而是尝试重建，是一种重建新秩序的努力。但在重建的过程中，由于妇女站起来了，弱势族群站起来了，弱势的文化系统、宗教系统重新发现自己的存在，于是重新建构的的工作多面的、多角的、多边的，不仅缺少协调，甚至还充满了冲突和误解。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人类如何重建新的秩序，不但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世界各不同文化共同面临的大难题。重新建构完成之后的新社会，可能是一个多元的、多主体性的结构。它缺少中央，所以没有边缘；缺少权威与一个秩序的维持者，所以必须要靠协调与磋商。走向这个新社会的趋势是全球性的，而走向这个新社会的路程，将会充满挑战、危机与不稳定。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还在寻找方向，可能为时略晚。在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势之下，我们的心情应当是沉重的。
【听懂历史，在时代旋涡中不迷路】
历史是人类来时的路，前行的信标。当我们身处这个时代而感到迷茫时，不妨去看看前人的智慧，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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