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罗腾霄编撰的《1934·济南大观》,是一部记述民国年间济南历史的工具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行政、司法、文化、教育、军事、实业、古迹、民俗、食宿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作者“不惜临池水黑,秃笔山成,四面搜罗,多方采集”,且“有闻必录,冀无珊网之或遗；开卷有益,借当齐洲之稗史。收拾千佛山色,都入卷中；安排大明湖光,齐来腕底。”关于编撰动机,书中的两篇短序写得甚是明白。序一言:“济南城市当南北绾毂之要冲,东西水路之枢纽,诚哉黄河流域之重要地方也。况乎山明水秀,人杰地灵,襟带七二泉源,管领百八州县。”序二曰:“然每见南北过客,甫解行装,即欲遍游济南名胜,采访济南风俗,考据济南古迹,而苦无指南可寻。仆不揣浅陋,手编《济南大观》一书,以供南北名流、贤豪闲士,舟车劳顿,酒后茶余,提醒精神之助。”“序一”为自号墨仙的王讷所写,“序二”则是作者的自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行政区划管辖中,实行省、县两级制。当时,在全国各地,虽也有“市”的建制,但要么是省级特别市,要么是县级普通市,济南市在县级普通市的行列,而历史上其所管辖的各州县,包括历城县在内,则统统直辖于省。据《1934·济南大观》记载,当时济南周边的四至为:东、南、北三面与历城为界,西北至西与长清为邻,全市面积为“七百一十方市里四八”,约合177.5平方公里,这与民国初年济南警察厅所管辖的区域大致相同。至于人口数量,按照当年的统计,全市共有97401户,433308人,较之《1914·济南指南》给出的数据几近翻番。在济南的四十多万人口中,还包含两千多长年居住在济南的外国侨民。在这些侨民中,日本人最多,有1634人；其次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各有119人。
济南是名不虚传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曾有过三十多座旧式书院,清末民初那些年,随着新学的兴起,其中的部分书院随之改为新式学校,《1934·济南大观》对此有些记载。景贤书院:在东城根,康熙五十三年建,名振英书院,道光二年更名为景贤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废书院改为东连中学校,今为女子中学校舍。泺源书院:在西门大街,旧为都司官署,嘉庆九年重建,光绪二十七年废书院改为山东大学堂,今为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白鹤书院:在城北白鹤庄西,其旧址现为济南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尚志书院:在金线泉旁,明(朝)进士谷继宗别墅,同治八年由丁宝桢建为书院,光绪二十九年改为校士馆,复又改为师范传习所,继而又改为存古学堂,今为山东医学校。济南书院:在西公界北首,嘉庆九年以寿佛楼改为济南书院,光绪三十年改为济南中学堂。
物价乃民生之本,从《1934·济南大观》中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物价确实非常低,甚至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要低些。面粉(每袋50斤):头等二元五角,二等一元九角五分,三等一元八角五分；大米:上海大米每元十七斤半,香港大米每元十七斤,无锡大米每元十八斤半；天津大米每元十六斤；油料:香油每斤一角四分,豆油每斤三角,酱油每斤两角；水果:苹果每斤一角五分,梨每斤八分,红枣每斤六分,橘子每斤两角,葡萄每斤两角八分；糖类:红糖每斤一角五分,白糖每斤二角,冰糖每斤三角；蔬菜:白菜、萝卜、豆芽每斤二分,茄子、大葱、菠菜每斤一分。
其实,单纯看物价之高低,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水平,因为生活水平与人均收入密切相关。从当时产业工人的收入看,虽有极少数“白领”每月能收入五六十元甚至更多,但更多的“蓝领”每月也就是二三十元的收入。相比于产业工人,普通商铺里的店员,其工资收入就更少了,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伙计,自己糊口或许没多大问题,可要说养活全家就压根儿谈不上了。至于那些混迹于社会的闲杂工,收入就更是少得可怜了。“农间短工因季节之变迁,赁银时有高低,在春冬时期,每日三角至五角,秋麦二季,自五角至七角或一元上下不等；泥水日工自四角至五角；运货短工自二角至五角,自此地至指定目的地；车夫每日获资一元或五角、三角不等；石头小车、地排运车每日每人约五角。”试想,若是由工资收入推算出人均收入,当年人们生活之清贫,可想而知。
山东乃小麦大省,济南的交通又相对便利,因而开埠之后,尤其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济南面粉加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面粉生产基地。那年月济南尚无重工业,在为数不多的轻工业行业中,面粉加工成为仅次于纺织的重要行业。据《济南通史》记载,其行业投资总额占了济南工业投资的30%左右。在《1934·济南大观》中记录在卷的面粉厂有成丰、成记、茂新、华庆、惠丰、实庆六家企业,其中“成丰”和“茂新”都是年产250万袋,“成记”年产180万袋,“华庆”是110万袋。其实,当时济南的面粉厂远不止这六家,还有几家只是书中没有记载而已。如,与“华庆”同在宝华街上,且相隔不远的“宝丰面粉厂”就是例证。史载,宝华街之街名就是以这两家面粉厂的首字组合而来。
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由于“五三惨案”的影响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济南的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到了1934年已有所恢复,并有了某些发展,这从“银号林立”中就能得到验证。当时,除了中央银行、民生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大陆银行、上海银行、东莱银行、山东商业银行、中鲁银行、济南银行、平市官钱局等十多家知名银行之外,据《1934·济南大观》记载的还有96家银号,可见济南当时的金融业之活跃情况。
当时的金融活跃,不仅表现在“内资”中,还反应在“外资”上。如日本的广和洋行、大森洋行、大东洋行等,德国的德孚洋行、道孚洋行、大成洋行、谦信洋行等。他们虽然做的是外贸生意,但也兼做融资放贷业务。此外,日本人在济南开有很多当铺。这些当铺,其经营性质也近似于银行。
位于佛慧山涧的开元寺,曾是济南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佛教庙宇,可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渐坍塌、毁弃、荒芜。那么,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呢?《1934·济南大观》有下列记载:“开元寺在千佛山东麓,山环古刹,俗名西佛峪。一路可通,马、轿可行,由低而高,弯折拾级而上。寺门东开,院南有一池,旁生海棠,微水下滴,四季不竭。北有石屋,西有厅楼,品茗观景,鸟瞰城市。寺外山麓中腰一洞,刻有石桌、石凳,虽有酷暑中,偶一登临,亦如入冰室。伽蓝古色,苍然可玩。”
《1934·济南大观》为“办事指南”之书,而非“旅游指南”之作,因而作为工具书,其对企业名录、党政司法机关、学校等记载颇详,而对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地理地貌、民俗风情等,虽有记述,但大都过于简单。不过即便如此,它仍弥足珍贵,是了解济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