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19世纪的英国长篇小说《简·爱》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誉，进入20世纪以来，相当多的评论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书中一个几乎没有正面出场的人物——男主角罗切斯特的“疯妻子”、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女儿伯莎·梅森身上。“阁楼上的疯女人”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中一类重要的形象。1966年，出生于多米尼加的英国作家简·里斯在《简·爱》的基础上充分展开想象，以伯莎的悲惨经历为主线完成了原著的“前传”《藻海无边》。
《简·爱》对伯莎的形象塑造虽然着墨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在简·爱看来，伯莎形象可怖、毫无理性，几乎不能称其为人：“是野兽呢还是人？乍一看，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的抓着、嗥叫着；可是它又穿着衣服；密密层层的黑发夹杂白发，蓬乱得像马鬃似的遮住了它的头和脸。”“我但愿能忘掉那双红眼睛的转动和那张脸上可怕的又黑又肿的样子！”在书中，伯莎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野蛮的危险：她咬伤自己的亲弟弟，进入简的房间毁坏婚纱，直到最后用一把火毁灭了桑菲尔德府和自己，也让罗切斯特成为残疾。书中关于伯莎的身世，完全来自于罗切斯特极尽唾弃的简短陈述：“伯莎·梅森是个疯子；她出身于一个疯子家庭；——三代都是白痴和疯子！她的母亲，那个克里奥尔人，既是一个疯女人又是一个酒鬼！”“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的忠实的女儿——硬拖着我让我经历了所有可憎的、使人堕落的痛苦。一个娶了淫荡的妻子的男人一定会感到那样的痛苦。”
在罗切斯特的一面之词背后，不能忽视的是，他因为和伯莎的婚姻得到了三万英镑的巨款，而新婚的伯莎也并不是后来的“野兽”模样。罗切斯特用曾与他有过情缘的英格拉姆小姐打比方：“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属于布兰奇·英格拉姆那个类型：高高的，黑黑的，十分庄严。”这一对比饶有意味。如果伯莎是和英格拉姆小姐一样生长于英国的贵族女子，在《简·爱》问世时的欧洲读者心目中这一形象的冲击力便要大打折扣。作者勃朗特强调伯莎的母亲是“克里奥尔人”，这是一个欧洲殖民时代的专有名词，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欧洲人后代，往往带有原住民或黑人血统，被一些欧洲人视为“非我族类”，用这一身份加重营造伯莎的疯癫感。罗切斯特描述的美洲景象，也是一派蛮荒不堪：“这种空气，这些声音，都属于无底深渊！”这也符合当时的欧洲人对美洲固有的“刻板印象”。
早在18世纪，欧洲知识精英便津津乐道于“美洲退化”的观点，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他在《自然史》中写道：“美洲的印第安人各个民族都是愚不可及的，缺乏创造力和勤奋。”布丰还根据美洲没有大象、犀牛等庞大的动物，得出了“美洲自然环境乏力”的结论，推测欧洲殖民者引入的马、牛等牲畜在美洲繁殖几代后也会变得弱小。荷兰学者德波也认为美洲自然条件恶劣，只有恐怖的毒蛇爬虫和“野蛮民族”，连在美洲生活的欧洲人都会在环境的影响下“退化”，变得愚钝懒惰。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观点都是无稽之谈，但它们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欧洲人的认知，《简·爱》的作者勃朗特也不例外。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伯莎”这一设定并不是随意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