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好景君须记。一年读过的好书，更是让人留恋。
暑期主要读了丸山真男和立花隆。丸山真男（1914-1996）是战后日本重要的思想史家，近些年他的著作陆续有中译本刊行。巧的是，苅部直的《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唐永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丸山真男的《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先后面世，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丸山真男：“开国”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发表在“澎湃·思想市场”上。
今年9月，文艺春秋又推出了《「知の巨人」立花隆のすべて》，与1998年版有部分内容重合，但全文收录的《田中角荣研究》，以及司马辽太郎、山中伸弥和立花隆的对谈，都是旧版所没有的。如果想对立花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两版“全部”值得参考。
对我而言，立花隆《透彻了解毛泽东》一文虽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事实，但生动流畅的叙事、鞭辟入里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在阅读的过程中，早年零星读过的关于毛泽东的一些纪录，像通了电似的，猛然从记忆之海浮出水面，比如青年毛泽东坚持洗冷水澡，偏爱在闹市中读书，以及“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之类的名言和掌故，零零总总，不一而足。而作者驾驭有度，行文不疾不徐，引人入胜，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谋篇才能和精湛的剪裁技艺。上面说该文没有什么新材料，那是就现今的立场而言的，遥想当年（本文发表于《文艺春秋》1970年11月号），中日还没有建交，作者却能“彻底”解读毛泽东的功过，除了他本人的博学多闻，也跟日本坚实的中国学研究积累有关。
某个傍晚，在研究室沙发上休息，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翻读了几页，我就被“抓住”了，或者说，我强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间汩汩涌动的热力，由不得我不往下看。“以战败为契机，把学问确立在对战前的学问方式进而是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总体的‘反省’之上，意在重新恢复学问和文化的总体性；而这种志向本身，同时又是在精神深层来接受战败这一事态，并且以面向重建新日本的实践性（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国民的）热情与希求为主题。”（40页）——后来，我冷静下来，努力回想那被“抓住”的瞬间，这句引文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一种学问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直面时代的问题，直面内心深处的迷惘，何况日本战败这样巨大的劫难。为何会走到这般田地，以后又该如何走下去，千疮百孔的现实迫使有良知的知识人不断自我拷问。战后日本为什么会涌现丸山真男、鹤见俊辅这样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出现立花隆这样的“知识巨人”，我似乎找到了解答问题的一条线索。与中国的情形相对照，这不能不使人陷入沉思。
回到《鲁迅与终末论》，书中写道：
说到我自己，如果借用中野重治的话，那么就是“两个青春”重合在一起的时代，即“战后”这一日本的青春和我自己的“第二个青春”。我在这当中与之相遇的《现代中国论》和《给日本的遗书》，通过对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所分别象征的两种近代的比较，对日本近代给予了总体性的彻底批判，这也逼使我自己的民族主义产生“回心”。就是在这个时候，鲁迅作为对我构成威胁、不肯接受我的一种完全异质的精神原理，也与《旧约圣经》一道不时地叠映在我的脑海里。（41页）
抱着这样庄诚、恳切的态度，这样勇毅、执著的精神，以鲁迅为镜像，“死磕”日本的近代历程，大概是本书激动人心的一大缘由罢。“鲁迅在日本”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日本学者通过阅读鲁迅把握时代脉搏、造就时代精神，产生了一批富有解释力和思想冲击力的作品，国内多有引进，但在整体上如何认识“鲁迅在日本”的意义，似仍有待开掘。另外，本书的翻译非常体贴，为便于读者理解，补充了很多必要的译注，借此机会表达一个普通读者的感激之情。
《日本文化论》虽然仅占该书（500页）十分之一的篇幅，却让我初次领略到日文的美，而且其内容颇有启发，便在此略作介绍。
《日本文化论》是梅原猛在1968年一篇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次年初版，题作《日本文化的过去与未来》。1976年改题《日本文化论》，由讲谈社再版，此后一印再印，到2002年12月20日已达41刷，足见其魅力匪浅。虽是戋戋小册，视野却很宏大，立意也很高远。梅原猛一上来就表示，要谈“日本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就不应局限于日本一隅来理解日本文化，而要在世界整体的视野下思考日本文化。从世界文化的立场出发，梅原猛认为最具参照意义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而到了作者演讲的年代，欧罗巴全盛时期已然落幕。根据汤因比的观点，16世纪欧亚大陆上有六个文化圈，即西欧文明、拜占庭文明（苏联是拜占庭文化遗产的继承者）、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文明（以大乘佛教思想为基干）。不过，与另五个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是否可以算作一个独立的文明，尚存疑问。16世纪到19世纪的世界史，就是欧洲文明征服世界的历史。然而，欧洲文明只是“力”的文明（科学技术），缺乏“精神原理”——欧洲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丧失了过去的灵魂。进入20世纪，其他文明逐渐苏醒，开始反击欧洲的霸权。但是纵观当时各大文明，只有日本吸收了欧洲文明，并大获成功，甚至比欧洲还欧洲。对于中国文明的现状，梅原猛有一个新颖的看法，他说中国在历史上两度遭遇外来文化，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一次是西欧近代文明，而中国的应对，其最终结果是将对方语录化——与佛教融合，创造了独特的禅宗，其表现就是禅宗语录。而语录的祖宗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言行录《论语》。接着梅原猛讨论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否定就是一项重要内容，雅思贝尔斯、汤因比堪为代表。以上大体为开篇“世界史的动向”的梗概。
第二节转入批判“日本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梅原猛认为，虽然明治日本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教育方面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弊病，基本上是以英语和数学为中心，而英语、数学只是“技术之学”，并非“精神之学”——德川时代，官方学习儒教，民间学习佛教；中国人考科举，其中心是文章；欧洲有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教养”。明治之后的日本“国学”，无非是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修身为名，实行一种技术性的教育，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神由此遗失殆尽。比如说，日本学校讲授国语（也就是日语）的时间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与之相比，10世纪的法国还是野蛮人，而日本在11世纪初就诞生了《源氏物语》这样的优秀作品。构成日本人精神基底的亲鸾、道元、日莲在国语教育中基本上是缺席的，战前学生读的是《徒然草》《方丈记》——在梅原猛看来，这两种书虽然不能说无聊，但《徒然草》里的“退屈男”和《方丈记》里的“无常男”至少远不是一流人物无疑；吉田兼好（《徒然草》作者）也罢，鸭长明（《方丈记》作者）也罢，可能是很有情趣的人，但绝非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因此，梅原猛认为，国语课应该读亲鸾、道元、日莲、空海等人的文章，感受生命的热情、思想的雄浑。一句话，佛教不仅对日本文化有很深的影响，对日本文学也有很深的影响。
在演讲的1968年，梅原猛深刻地意识到，历史又一次迎来了转捩点：欧洲强国主导世界的时代结束了。欧罗巴的思想是“力”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已无法解决时代问题。接着，梅原猛从宗教思想的角度分析东西方的差异。他说，作为欧洲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其根柢都是“力”的思想，表现在神话上就是宙斯那样怒气冲天的复仇之神，而日本神话里的神都是非常平和的。再者，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临终的姿势迥然有别，基督之死是很残忍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漓；释迦牟尼之死则是安详的，在寺庙里涅槃。苏格拉底是被毒杀的，而孔子和释迦都是寿终正寝，尤其儒家思想，基本上不涉死亡。最后，梅原猛提出，应该继承圣德太子提倡的“以和为贵”，“和”是日本的立国之本。至于欧洲的科技文明与东方和平、慈悲的文明如何共存，则是人类发展的大问题，亟须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