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季芳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天津和北平，控制了华北的主要城市，接着迅速向华南进军。面对强大的攻势，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和谈划江而治。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中国共产党同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代表团抵平；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为代表参加谈判。经过10天的磋商，最终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20日签字。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谈判自行结束。
关于这次谈判，学界对其过程有一定研究，对其中国民党方面的人物如张治中、邵力子、刘斐、黄绍竑和章士钊等都有考量，但唯独对李蒸，至今未有文章考量其为何参与谈判。众所周知，张治中和邵力子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前期与共产党有多次交往，被时人分别称为“和平将军”和“和平老人”；刘斐和黄绍竑为桂系要角；章士钊为立法委员、社会贤达，与共产党关系较好。李蒸1895年生，河北唐山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江苏教育学院等校。先后担任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1944年任重庆三青团副书记长，1945年任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1948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47年至1949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李蒸长期以来致力于民众教育和高等教育，对我国民众教育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贡献卓著，对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的存续与发展建树良多，是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
相较国民党其他代表，李蒸权势和背景都相对较弱。故当谈判代表的名单甫一出炉，就引起了报界的讨论，“政府所派和谈五代表中，邵张系‘政协’旧人，最见适当。黄绍竑为桂系要角，章士钊乃在野名流，均属声望久著，众所深悉者。李蒸则厥名不彰，一般观感，都觉陌生；因何当选？莫悉其详”。甚至有报纸认为“李蒸充当和谈代表，大约系“青年团”关系，惟声望地位，为五代表中最差之一位”。那么，李蒸当选代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试做分析。
据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说，谈判之前他前往溪口请示已经下野但实权在握的蒋介石，蒋提出谈判代表“于北方籍的立监委员中遴选最好”，据此，代表中张治中为安徽人，章士钊和刘斐为湖南人，黄绍竑为广西人，邵力子为浙江人，而李蒸为河北人，时任立法委员，这与蒋介石的要求相吻合。此其一。
其二，李蒸当选是张治中推荐的结果。前已提及李蒸曾任重庆三青团副书记长，后升任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可见在任内是深受赏识的。而张治中从1940年直至1947年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掌握三青团大权。换言之，张治中是蒋介石支持下发展三青团的一个重要角色，因此重用李蒸是蒋介石和张治中一致同意的结果，时人也认为“张治中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时，李为副书记长，此次出任和谈代表，亦系张所推荐”。据李蒸儿子李幼蒸的说法，“抗战胜利前夕，来兰州视察的中央要员张治中发现父亲在艰苦条件下努力办学的成绩和其留美背景，遂推荐他到国民党三青团中央任职，以利于宣传该组织具有教育界背景和美系人员背景的形象”。可见，张治中还想通过李蒸的名人效应扩大其社会影响，冲淡三青团的党治色彩。
其三，李蒸的人生经历。李蒸长年从事教育，任大学校长后，对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有独到的贡献，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针对国内废除师范教育的言论，李蒸予以严厉批驳，极力陈说师范教育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使北平师大渡过险境，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李蒸等人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他带领北平师大一路西迁，与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组建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北平师大整体改制）独立设置，改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又带领学院迁往西北大后方的重镇兰州，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和地域经济开发贡献了卓越力量，被时人誉为开发西北师范教育的急先锋和西北教师教育的摇篮。李蒸治校民主，倡导自由空气，善于化解各方矛盾，解决了北平师大和西北师院的诸多发展难题，又与地方当局关系融洽，深得地方大员支持。因是之故，李蒸的这些举动在教育界享有盛誉，时人认为“李蒸是教育界的名人，凡是在北方或抗战时在西北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他的”，这为他出任代表增添了重要因素。
当然，李蒸参加和谈还有一些说法。李宗仁在任北平行营主任时，就在北方教育界经常听说李蒸的大名，当其代理总统时，一度推荐李蒸担任何应钦内阁的教育部长。李宗仁对李蒸有好感当无疑；还有人认为李蒸与共产党关系较好，在解放区培养的学生较多，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提出其当和谈代表者不乏其人。
在和谈过程中，李蒸和国民政府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据卢的儿子卢存学整理的其父“49年北平和谈资料”，我们可大概略知此次接见的过程。4月11日，毛泽东与李、卢二人会谈了三个小时并共进午餐。毛泽东同他们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军队的缩编安置和公教人员的裁减等；二是新政协参加人员及国内建设的人才问题。双方宾主尽欢，李、卢二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谈方针和建国大计的了解。此外，李蒸和谈期间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看到他住的房间“一席床铺之外别无长物，楼上客房，沙发的弹簧都坦露出来了，盥洗用具就置在墙角钉起的一块木板上”；对记者的问询，他回答极为谨慎，“他说自己一向是办教育的，以后还希望再办教育去，显然的，他是有意避开记者的追问，转向另一话题”，对于和平的意见，他告诉记者还要研究，自己没有意见，对于中共八项和平条件，“他拒绝置评，他说就是有意见，也不便发表，因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总体看来，在和谈当中的李蒸谨言慎行，亦步亦趋，静观事变，未置可否，极为圆通。
在国难当头之际，受李宗仁和何应钦的连番邀请，李蒸最终出任和谈代表，他知道“政府选出他参加和谈，是要冲淡代表团的政治色彩”，他明知这项工作是临时之举，是儿子李幼蒸眼中的“充数”之举。但李蒸毅然决然参加，他认为“和平是人人都需要的，为了人人需要的和平而奔走，谁能不愿意干呢？”不管结局如何，李蒸为国家和平而不惜个人利益的初衷和精神值得肯定。和谈因国民政府拒绝签字而告失败，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渡江战役，迅速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作为大时代背景后的“小人物”，李蒸留在了新中国，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变成了一名新中国的建设者，为新中国的发展奉献余生。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