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七垣遗址出土的“启”字铭铜爵
下七垣遗址出土的夔龙蝉纹“启”字铭铜鼎
在邯郸已发现的商文化遗存中，属先商文化遗存120余处。据不完全统计，在漳河中上游的涉县、磁县境内发现的先商遗存大约有14处，而且在与磁县接壤的临漳县西太平、邺城三台附近还有一些先商文化遗迹。在原邯郸县境内有15处，位于沁河上游的康庄、师窑、东照河、牛叫河、陶庄有5处；沁河下游的葛岩嵛、康河、齐村、涧沟、龟台等有5处；输元河沿岸的姜窑、高峒、薛庄、陈三陵有4处；渚河的霍北村有1处。在滏阳河流域的峰峰矿区还有6处。在洺河流域的武安、永年境内先商文化遗存有76处。而且，随着以后文物考古的开展，还将有更多的此类遗址被发现。
从邯郸境内商文化遗存的文物调查情况来看，遗址内多为不同时期文化层的相互叠压，极少部分遗址是单一的商代遗存。有相当部分遗址其下文化层有先商文化遗存、龙山文化或更早的文化遗迹，其上文化层有西周时期的，有的遗址一直延续
到战国秦汉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说明，邯郸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和发展继承的连续性。
（二）先商民族的发祥地
商文化遗址在今邯郸境内数量之多以及分布之密集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说明它与商族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渊源。在古文献中“商”与“章”古音相通，甲骨文中所记的滳水无疑就是漳水。古代滳水附近的地区自然就是商地，如称水名则从水为“滳”，如称地名则去水为“商”。所以，商之族名、国名皆由古代的滳水、商地而来。也就是说，今邯郸地区的漳水流域便是远古商族的发祥之地。
《史记·殷本纪》称：商祖契“封于商”，而《世本·居篇》又说“契居蕃”。学界关于蕃的地望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番吾”说，而多数学者认为“番吾”在今磁县一带。所以《辞海》把番吾定在漳河之北与邯郸之南的磁县境内是可信的，也与在今磁县境内漳河流域发现大量的先商文化遗存的事实相吻合。“番”与“潘”同音，所以很可能又与磁县的下潘汪先商文化遗址有着重要的关系。再者，磁县下七垣遗址包含有先商、早商、中商、晚商文化地层，其地名“七垣”或许就与商祖“契”有直接关系。“七”与“契”音相近；垣，《辞源》释为“矮墙”，也泛指墙、城墙。这样，七垣或许就是商祖“契”的城池所在。而且，下七垣遗址考古还出土了带“启”“受”“矢”等族徽或铭文的铜器，属于贵族的礼器无疑。这里的“启”与“契”音也相近，是否与之也有某种直接关系，很可能“启”就是“契”的族徽。下七垣与下潘汪都地处漳河北岸，两地相距不远，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公里，距邯郸市区40公里左右。这一带丰富的先商文化遗存说明，邯郸中西部漳河流域古名为“商”地，属于区域的名称，是因商人的最早发祥地而得名。商人的始祖契可能
最早就定居在“蕃”或“七垣”，也就是在今漳河北岸的磁县下潘汪或下七垣一带，并且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成为商族对外扩展的根据地。
在邯郸众多的商文化遗存中，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遗址有涧沟、下七垣、龟台、赵窑等20余处，并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标本资料。这些商文化遗址比较典型的有涧沟和下七垣遗址，不仅发现最早，而且文化面貌最为典型，并由此引起了考古界关于下七垣文化的命名讨论和确立。20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先商文化的命题，北京大学历史系首次在教科书中使用了“先商文化”的概念。先商文化是指在商汤灭夏桀建立商朝之前由商部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考古界将这一文化类型称为“下七垣文化”，或者称先商文化，反映了冀南地区商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这不仅为邯郸漳河流域是商族的发祥之地提供了真实的物证，也为研究邯郸早期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坚实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