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全球生物医药发展最前沿的国家，在全球确立了代际优势，即与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如英国、德国、日本等生物医药强国，在技术和产业发展上已领先两代以上。美国生物医药产业主要集中在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州、北卡罗来纳研究园和圣地亚哥五个地区，覆盖九大生物医药集群。产学研的高度结合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完善的风投机构为产业集群提供了资金保障，龙头企业的成功商业化吸引了大批创新企业落地，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产学研高度结合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往往依附于世界顶级的研究机构。波士顿地区集聚了哈佛、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及科研院所；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则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等高水平研究机构。这些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输送了大量人才，包括一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如发现核糖核酸（RNA）干扰机制的克雷格·梅洛、主攻细胞膜传输研究的兰迪·谢克曼等。高校和科研专家大幅提升了集聚区的创新能力，通过与企业的互动合作，形成完善的“Bed-Bench-Bed”研发模式，即“临床-实验室-临床”的医药研发模式，保证了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风险投资推进集聚进程
在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中，大量的创新技术不断涌现，但技术难以转换为产业。这是由于生物医药研发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单凭企业或高校的力量难以走到新药上市的阶段。这需要活跃的社会资本，即风险投资的介入。在旧金山湾区，斯坦福大学旁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汇聚了一批风险投资公司，包括红点风险投资（RedpointVentures）、KPCB（Kleiner PerkinsCaufield & Byers）、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这些风险投资公司为以研发为主的生物医药企业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支撑科学家们从容地进行科学探索并实现成果转化。目前，全球生物医药企业最主流的发家模式仍是由大学和风险投资家共同创办，大学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撑，风投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美国九大集群涵盖了全美75%以上的生物医药公司，平均获得的研究经费是其他都市圈的8倍，而涉及生物医药风险投资的水平高出其他都市圈30倍 。
龙头企业、创新企业协同发展
在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过程中，龙头企业往往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创新型企业则发挥推动作用。就商业化阶段的企业规模而言，龙头企业的规模通常为创新型企业的30-100倍 。这种规模体量为地区产业集聚吸纳了大量的资源，如高尖端人才及领先工艺等。在美国，各大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通常都包含数个商业化十分成功的龙头，如旧金山湾区拥有基因泰克（Genentech）和凯龙（Chiron）。前者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生物技术公司，拥有大量专利，后者是全球第五大疫苗公司。这些龙头企业是产业集聚的灵魂，在集聚中充分发挥虹吸效果，吸引创新型企业在其周围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在产业集聚的研究中，有外国学者认为集聚规模并非产生强大创造力的源动力，相反，集聚规模是创造力起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创造力是凝聚产业集聚的核心动力。在创造力上，创新型企业较大型企业灵活性更强，因此在成长性、创造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对生物医药产业集聚贡献突出。一般来说，衡量产业集聚创新力强弱的主要依据是创新型企业的数量。在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中，创新型企业呈现出高度集聚的态势。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统计，仅2000年，旧金山湾区引入76家生物类创新型公司，大幅提升了原始创新能力，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许多生物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如基因泰克、礼来、默沙东等，着手从研发转向合同外包，即与一些创新型企业组成战略联盟，将研发的部分环节外包给研发实力强、创新活力优的公司，不断获取推动企业发展的新鲜血液。
在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普遍存在龙头企业引领，创新型企业推动的态势。这种产业布局一方面打牢并夯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基础，另一方面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创新活动中推陈出新、不断攀越创新高峰。这加速了科学和商业的融合，提升了生物医药产业化的速度，使生物医药产业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中国医药报》社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
(责任编辑：刘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