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科大卫：从生活的小品到社会经济史

2021年11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五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以线上方式进行了题为“从生活的小品到社会经济史”的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冯筱才教授主持。

科大卫展示的这批田土文书原本属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一位毕业生，现已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他提醒研究者，要像考古一样注意材料的原貌。把同一批材料包在一起就是当时人们处理档案的办法。

科大卫认为，某些处理民间文书的方式存在很大问题，即材料从离开原主人到抵达收藏者的过程中，外层包装被打开了，并分别进行登记。这样的处理方式会造成很多后果，一是容易丧失关于这批材料的诸多信息，二是破坏了同一批材料的连贯性，以后的研究者要全面收集材料并重新建立材料的连贯性就非常困难。徽州文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现在看到的徽州文书被收藏于不同机构，甚至有些本属于同一家的文书也零散地见于不同机构。有鉴于此，文史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去收藏这些地方资料，另一方面，保存这些资料的时候也要尽量维持原貌。

《重修玉皇庙记》

碑刻也是一种常见的民间文献，收录与整理碑刻文献的时候也要注意保存原貌。科大卫提到他在使用《泽州碑刻大全》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其中的《重修玉皇庙记》是刻于金泰和七年，非常珍贵。只是该书只收录了碑阳，而没有收录碑阴。然而，碑阴记录了这个地方的管理架构，是很重要的信息。科大卫实地看到这块碑后，才知道碑阴的这些重要信息没有被收录进去，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地方文史资料的整理方式，很大程度影响了这批资料价值的发挥。

《鹅湖乡事往还尺牍》

佛山市博物馆保存了一本手抄书信集《鹅湖乡事往还尺牍》，是民国三年执行县政府的规定，关于族长提名的来往信件。通过这些信件可以看出，被提名的人士长期热心佛山镇内的公共事务，通过自己行业的行会，设立善堂，并且被佛山大魁堂任命为佛山粮仓的值理。他在当地的地位比较高，已被自己所属的选区即“铺”的士绅及耆老选为谘议局的佛山议员，并成为该铺委员会的主任。这份材料让我们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入手看到民国初年地方社会的情形。

《潭冈乡乡会董事局议案簿》

另一个例子可见于《潭冈乡乡会董事局议案簿》，这是许舒先生在香港一间二手书店发现的，科大卫与许舒共同购得。除了会议记录外，这批资料还有官司记录、地契以及1919年筹款的一本小册子。大多数年份的会议记录都有副本，副本现存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正本现存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利用这些文献以及“宗族复兴储蓄会”的规章文件、潭冈乡地图，科大卫写了《宗族社会主义与公家掌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潭冈乡》这篇文章。

这批材料还原了重建广东新会潭冈乡的故事，潭冈乡在村斗中遭到破坏，1919年该村阮氏在乡会的赞助下，以借贷方式筹款重建该村。此项工作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土地归公。所有的祖业均须无限期置诸乡会管理之下，个人财产则定期为十年左右，都有明文规定。所得收入用于偿还债款和乡村福利。乡会董事定期在香港聚会，乡务交由一位受雇的司理负责，司理向董事书面报告大小事务。同理的报告或详或略，此外还有董事局的答复，这些都可以在董事局的会议记录中找到。

科大卫感慨以前的研究者发愁资料不够，现在则是资料多到看不完。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要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若还在问没有资料的年代的旧问题，那就太落后了。他提到赵思渊的《清前期徽州乡村社会秩序中的土地登记》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向前多走了一步。

科大卫特别指出，学者不能止步于对于地方文献的兴趣，而要从这样的感情出发，将自己对材料的理解写成文章。这样才可以与其他学者进行对话，纠正和完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高校的学者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容易对地方文献出现误读，因此在这方面需要地方工作者的帮助。

最后，在与会人员交流环节，科大卫强调了田野笔记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田野笔记而单纯依靠记忆，就相当于自己创造历史材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说，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一定是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间的社会，但我们也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了解中国整个大环境，同样至关重要。不了解大环境，也就无法理解地方社会。

（本文已经科大卫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