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4300年，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良渚古城遗址发现之前，考古界未曾敢想，5000年前的中国先民会建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城市与水利工程。英国知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曾因为良渚古城的发现而表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考古学远远低估的时期”。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持续80余年的良渚考古研究证实：良渚古城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其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差异悬殊的墓地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在5300年-43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遗址，也因此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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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良渚——
良渚古城的发现与研究
我们今天获知的一个真实来源的良渚文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发现和研究历程。1936年，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镇一带发掘和调查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发现12个遗址点，并出版了《良渚》一书，这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后，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
▲反山玉琮王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考古学家王明达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同年，考古工作人员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此次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超过以往发现的所有玉器的总和。尤其在12号墓(M12)的“玉琮王”和“玉钺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对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6至2006年，以反山、瑶山发掘为开端，考古工作者对莫角山宫殿区、塘山水坝及文家山墓地、卞家山遗址持续发掘，逐步形成对遗址的整体性认识，并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
2007年至今，自确认良渚古城城墙后，良渚考古进入功能明确的都邑考古阶段，在这一阶段，科技考古被大规模引入。2009年，古城东南部的外郭被发现，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古城西北山间发现高坝系统和水利系统高坝的溢洪道。2011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利用遥感技术发现了平原低坝，从而揭示出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逐步形成对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整体认识，划定了完整的保护边界。与此同时，良渚古城中心区域的主动性发掘和精细勘探也在不间断地开展，目前在18平方公里范围内已无空白区。
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对良渚古城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给予高度评价，宣布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发现、发掘和申遗成功的背后，体现的是80多年来一代代考古研究和保护管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中华文明探源不断更新，站在新的起点上，考古界对良渚文化的认知也逐渐走向更加开阔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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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
宫城之盛显现国家形态
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有8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它分为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都城，其规格已绰绰有余。历时性研究表明，良渚古城的建造十分有序，其中内城、水利系统、宫殿和王陵建造于5000年前，外城郭则主要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视野宏大，建造技术科学，令人叹为观止。
▲良渚古城三重结构良渚古城城址区的选址具有明确的规划思想，古城位于三个山体之间大体居中的位置，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城内的河道总长度达32公里，多为人工河道。内城城墙共发现8个用于沟通城内外水系的水城门，只在南城墙发现1处陆城门。古城内划分了完整的功能区，包括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沙土广场、仓储区、作坊区等，多个功能区的配合，保证了良渚古城的正常运行。
良渚古城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由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组成，形成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库容量可达4500万立方米。这一水利系统，一方面可以防洪，保护良渚古城，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水、灌溉和运输等功能。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距离为5.5公里。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良渚古城作为整个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族群的都城，其选址定在山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应是考虑了交通、资源、观念三个方面。
良渚古城位于一个南北约20多公里、东西约40多公里、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范围的C字形盆地。古城南面、西面、北面以及东南面都被天目山的支脉所包围，在盆地的西北部平原上，还矗立着以大雄山为主的一组群山，它们与北面的大遮山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因此可以说，良渚古城选址西、北、南边三面环山，东边是开放的平原，既能保证安全，又有方便的交通，同时还体现了一种“居中”的理念。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该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充沛，湖塘、沼泽、河流密布，适合野生稻生长和水稻种植。业已发掘的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稻作生产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进入良渚文化晚期，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主要表现为驯化历程基本完成，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稻米成为了先民食物的主要来源。余杭茅山遗址发现的以红烧土铺田埂的古稻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文化的水稻生产已经是一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农业的进步为良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发展，使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生活物资，以家庭所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出现，为良渚文明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以良渚古城为标志的早期国家机构的率先出现，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良渚古城也是良渚基层聚落居住模式的一种放大版。良渚时期形成的分布密集、规模小、以自然水域为界限的聚落特征被继承下来，直到现在太湖地区农村仍保持着这样的格局。
无论是规模的宏大，还是城市体系的复杂性，或是建筑的巨大工程量，都表明良渚古城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甚至已经出现统一的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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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对中华礼制文明影响深远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良渚玉器文化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良渚神徽的完整形象或简化形象在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都有发现，且表现极为一致，应该是良渚人的统一信仰。
▲瑶山龙首纹玉镯
▲反山玉琮王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考古学家王明达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同年，考古工作人员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此次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超过以往发现的所有玉器的总和。尤其在12号墓(M12)的“玉琮王”和“玉钺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对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6至2006年，以反山、瑶山发掘为开端，考古工作者对莫角山宫殿区、塘山水坝及文家山墓地、卞家山遗址持续发掘，逐步形成对遗址的整体性认识，并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
2007年至今，自确认良渚古城城墙后，良渚考古进入功能明确的都邑考古阶段，在这一阶段，科技考古被大规模引入。2009年，古城东南部的外郭被发现，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古城西北山间发现高坝系统和水利系统高坝的溢洪道。2011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利用遥感技术发现了平原低坝，从而揭示出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逐步形成对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整体认识，划定了完整的保护边界。与此同时，良渚古城中心区域的主动性发掘和精细勘探也在不间断地开展，目前在18平方公里范围内已无空白区。
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对良渚古城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给予高度评价，宣布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发现、发掘和申遗成功的背后，体现的是80多年来一代代考古研究和保护管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中华文明探源不断更新，站在新的起点上，考古界对良渚文化的认知也逐渐走向更加开阔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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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
宫城之盛显现国家形态
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有8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它分为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都城，其规格已绰绰有余。历时性研究表明，良渚古城的建造十分有序，其中内城、水利系统、宫殿和王陵建造于5000年前，外城郭则主要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视野宏大，建造技术科学，令人叹为观止。
▲良渚古城三重结构良渚古城城址区的选址具有明确的规划思想，古城位于三个山体之间大体居中的位置，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城内的河道总长度达32公里，多为人工河道。内城城墙共发现8个用于沟通城内外水系的水城门，只在南城墙发现1处陆城门。古城内划分了完整的功能区，包括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沙土广场、仓储区、作坊区等，多个功能区的配合，保证了良渚古城的正常运行。
良渚古城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由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组成，形成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库容量可达4500万立方米。这一水利系统，一方面可以防洪，保护良渚古城，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水、灌溉和运输等功能。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距离为5.5公里。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良渚古城作为整个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族群的都城，其选址定在山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应是考虑了交通、资源、观念三个方面。
良渚古城位于一个南北约20多公里、东西约40多公里、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范围的C字形盆地。古城南面、西面、北面以及东南面都被天目山的支脉所包围，在盆地的西北部平原上，还矗立着以大雄山为主的一组群山，它们与北面的大遮山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因此可以说，良渚古城选址西、北、南边三面环山，东边是开放的平原，既能保证安全，又有方便的交通，同时还体现了一种“居中”的理念。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该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充沛，湖塘、沼泽、河流密布，适合野生稻生长和水稻种植。业已发掘的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稻作生产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进入良渚文化晚期，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主要表现为驯化历程基本完成，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稻米成为了先民食物的主要来源。余杭茅山遗址发现的以红烧土铺田埂的古稻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文化的水稻生产已经是一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农业的进步为良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发展，使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生活物资，以家庭所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出现，为良渚文明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以良渚古城为标志的早期国家机构的率先出现，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良渚古城也是良渚基层聚落居住模式的一种放大版。良渚时期形成的分布密集、规模小、以自然水域为界限的聚落特征被继承下来，直到现在太湖地区农村仍保持着这样的格局。
无论是规模的宏大，还是城市体系的复杂性，或是建筑的巨大工程量，都表明良渚古城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甚至已经出现统一的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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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对中华礼制文明影响深远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良渚玉器文化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良渚神徽的完整形象或简化形象在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都有发现，且表现极为一致，应该是良渚人的统一信仰。
▲瑶山龙首纹玉镯▲反山嵌玉漆杯
在良渚人的观念里，玉器主要用来祭神并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是标明身份的礼器。玉礼器的造型主要源于对神徽主题的表现。良渚玉器的主要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玉璜等，玉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图案。玉钺作为权杖，是王权的象征，甲骨文中的“钺”字即源于玉钺的象形。良渚玉钺的把端装饰及反山M12玉钺上雕琢的神徽图案，显示了神权和王权的结合。
玉璧是良渚文化大型玉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玉器。在良渚文化早期，玉璧主要是以玉事神的一种礼器，但在良渚文化晚期，玉璧则显得越来越重要。良渚人所发明的玉琮、玉璧等最终被纳入到了商周时期的六瑞玉礼器系统之中。
▲良渚古城出土兽面纹陶器
石器在良渚人生产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良渚遗址中均有大量出土。根据使用功能上的差异，良渚人选择不同石料，制作了品类繁多的石器。良渚时期出现的石器，有与渔猎相关的石镞、网坠等，与农耕相关的石镰、石犁等，与木作相关的石锛、石凿、石斧等，与纺织相关的纺轮等，与石器加工有关的砺石等，还有后来主要作为礼器的石钺等，基本覆盖了良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类型的石器，在材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了明确的选材偏好。比如说，石镞、纺轮的材质大多数是泥岩，石镰、石刀中出现了很多的斑点角岩，而石锛则主要为硅质岩。此外，根据最近几年的研究，良渚古城及其周边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就地取材，而是可能来自直线距离一两百公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区。这说明了当时很可能存在某种与石器加工链有关的商品流通和贸易网络，也表明了良渚时期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济体系。
良渚文化的陶器按照陶质陶色划分，主要有黑陶和红陶两种。良渚陶器的种类和造型的多样化，与同时代相比是比较丰富的。但良渚陶器的表面一般没有装饰性纹饰，素面与表面的光泽，应该是良渚人的审美追求，这与他们对玉器、漆器的质感追求是一致的。目前主要在良渚古城周边以及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些良渚文化晚期的细刻纹陶器。刻纹的内容也一般不是简单的装饰纹样，综合出土的刻纹陶器纹样，主要可归纳为兽面神徽图案、变体鸟纹、变体龙纹等。
良渚人的墓葬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目前已发现的良渚墓葬起码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等级墓为反山和瑶山墓地，莫角山宫殿区以西是城内的王陵和贵族墓地，其中反山墓地也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墓地；第二等级墓为姜家山贵族墓地，此类为高等级贵族墓地；第三等级墓为文家山贵族墓地，位于外城，为低等级贵族墓地；第四等级墓为卞家山墓地，也位于外城，共发掘66座墓葬，都是等级较低的平民墓葬，是一处公共墓地。
在良渚古城发现后的十几年考古工作中，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普遍发现有1米多厚的洪泛层，因此我们逐渐认识到在距今4200年左右，杭州与余杭所在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发生了滔天洪灾。在钱塘江潮的推波助澜下，大量的泥沙涌入杭州盆地无法退去，良渚古城直接在这场洪水中消失了，但良渚文化在这场洪水之前就已经转化成钱山漾与广富林文化了。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对同时期和更晚的龙山时代及周边文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如山西陶寺遗址中的玉琮、陕北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的玉琮，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琮等，都是源自于良渚玉文化。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由此可以看出中华礼制文明对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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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明——
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
总有人问我们：良渚古城申遗的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回答是，大约在距今5000年，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都是在距今约5000年进入国家文明。而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证实5000年前古老中国已经进入到文明阶段。
▼汇观山三叉形器
▲汇观山玉璧
▲汇观山玉钺
我们知道大禹治水是中国国家产生的象征，根据《史记》记载推算，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也就是距今4100年。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距今约5300年-4300年。它的规模、墓葬等级以及玉器反映的信仰等，都足以证明它的社会已经达到了国家形态，证明良渚也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处于同一时代。所以，一句“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就是对良渚申遗的意义最生动的阐释。
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讲，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只存在一段时间，当然，一个考古学文化转化为另一个考古学文化，并不等于说这个文化消失，而是文化的表现方式改变了。中国历史和文明是不曾断过的，良渚文化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提供了实证。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走向和形成过程。
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良渚古城遗址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如今，尽管学术界对良渚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已有了比较高的评价，但作为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现在还只是揭开了良渚文明的面纱，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化，我们仍需立足田野，继续加强相关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掌握尽可能多的良渚文明的历史事实，揭示其形成、发展、演变、衰落的发展规律，归纳其文明模式和特点，理解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和特点。
(作者刘斌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张依欣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