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努力工作,还是会“老后破产”?
中国经营报
来源:中国经营报
文/李丹
“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现在过的会是这样的生活。一直在拼命工作,可为什么现在这么苦呢......”山本女士无力地低语时,那脸上的落寞令人至今难忘。
这是《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里描述的一个场景。作为日本NHK特别节目制作组的采访过程全记录,该书试图揭示日本“老后破产”现象的结构性成因:支撑“雇佣”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家庭形态变化导致家庭成员相互支持的力量减弱、社会保障制度追不上“超老龄社会”的现实性需要......
也有评论表示,“老后破产”现象根源于日本的社会基本面,即经济发展停滞叠加超老龄社会。
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本国总人口的比例为29.1%,平均每1.8名25岁至64岁日本人负担1名65岁以上老人。而根据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30%,正式进入与日本类似的“超高龄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摆在国人面前的一系列问题或许是:30年后,考验将会如何到来?对于普通人来说,究竟有多少储蓄才能实现所谓安享晚年,如何才能逃离“老后破产”?
图源:视觉中国
买房养老?
“‘养儿防老’不指望了,有人惦记的是‘买房养老’。”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曾发布数据:中国家庭的房产在总资产中占比69%,美国家庭仅为36%。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财富配置主要是房地产。
在部分人的打算里,房产除了肩负投资、抗通胀的重任外,还可以用来养老。等自己老了,把多余的房产租出去用以补贴退休后的生活开支,如果遇上个重大疾病,还能卖房应急。
但现实走向和个人预期重合的可能性有多大?
“大多数家庭有养老需求,但养老金又不足以覆盖各项老龄化消费需求。届时,资产变现动因将持续加大。”2021年初,在老龄社会30人论坛上,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大庆曾经如是表示。
有数据显示,我国在2018年和2019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已经跌破了1.5的警戒线。为此,毛大庆指出,到2040年左右,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房屋不动产变现金的动力会增长,而从2025年开始,继续增大房地产需求面积的动力在下降,改善型需求会增长。
“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毛大庆提醒,如果不对此早做准备,挤兑卖房产生的问题将比挤兑银行还要难以应对。
而在《老后破产》这本书里,NHK特别节目制作组也试图通过采访和实例反映一些和房产有关的问题,比如在日本社会保护制度下,老人虽然有房,但手里没现金,无法应对基本生活和医疗开支。同样是因为社会保护制度,有房产的老人不算低收入人群,无法获得该制度的保护,除非把房子卖掉,“这也就意味着,房子反而成了养老的障碍”。
靠公共养老金?
还是从日本的现在窥见中国可能的未来。
2019年,日本金融厅曾经发布过一份报告。报告显示,日本老年家庭面临着2000万日元(约合12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养老金缺口,且这一数字尚未将“生大病”的花销纳入其中。
这份报告也和《老后破产》里的描述一致。书中访谈的大部分案例都有养老金,但仍会“老后破产”,究其原因,养老金只能覆盖基本的生活开支,患上大病就等同于落入窘境。
再看回我国的情况。2019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发布《2019-2050年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报告显示,在“大口径”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亿元。报告还预计,该数据将持续增长至2027年,达到峰值6.99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会耗尽累计结余。
“事实上,这份报告不是第一次发表,但直到2019年才引发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2018年东北社保基金被击穿,人们开始担心了。”据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分析,报告中的时间节点2035年很关键,届时,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将是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将不足8亿。
但李佳也同时表示,尽管我国养老金将面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困境,但还不至于出现“完全领不到钱”的情况。报告发布的同年,也就是2019年,中国金融协会会长周小川公开建议,要抓紧推进养老金改革,通过国有资本填补、历史还原等办法,从现收现付的福利基准型转向预筹积累的供款基准型。
“关键的问题是,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用来济贫的,只提供最低保障,但不能让老人过上舒适的日子。比如在北京,交够了最低的养老金,每个月最低拿1714元。”在李佳看来,破解养老金困局,需要尽早行动,行动比选择更重要。
养老靠自己,怎么靠?
“可见,养老金、孩子、房子都不可能解决养老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老后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应付生活、医疗开支。”在《老后破产》的讨论区,有网友得出心得,并引用《钱:7步创造终身收入》里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得趁年轻时多挣钱,还要在一生中尽可能使钱增值,产生永续的现金流。
事实上,早在1994年,世界银行就提出过《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该政策第一次提出“多支柱养老金方案”,在公共养老金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两个概念。
而在我国,碍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低、第二支柱(由企业主、单位发起,国家税收优惠支持的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人口少的现状,发展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2021年年初,人社部提出要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同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为个人积累养老金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要鼓励银行、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创建多元化的优质产品,还要积极开展养老金融教育,提高公众的养老金融储备意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董克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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