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论德国》出版，斯塔尔夫人（1766-1817）在欧洲备受瞩目。然而在法国，本书却被判定“不忠于皇帝”：已印数千册遭查禁，印版也被责令销毁。拿破仑通过警务大臣传达口谕：将斯塔尔夫人驱逐令无限期延长。这一禁令意味着，在她的有生之年，除非拿破仑垮台，斯塔尔夫人将无法重返巴黎。在致友人书信中，斯塔尔夫人提及她打算携带子女移居美国的计划，并表示即便她本人由于身体/政治原因不能成行，也要想方设法让她的儿子“实现这一梦想”。
便是向他致敬之作。在斯塔尔夫人看来，像蒙莫朗西一样，所有被派往美洲、受过华盛顿将军熏陶的法国将士在回国之后，对自由都怀有热切的向往，因此他们很难再安于现状，转而奋起反抗。
同样，拉斐特无视国王禁令“擅自”前往美洲，一开始担任华盛顿副官，后因屡建奇功被拔擢为将军，回国时受到民众英雄凯旋般的礼遇——由此也说明法国王室的统治日益不得人心。受美国革命鼓舞，法国国民公会中平等自由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旋律，任何对抗国王意志的行为都能博得公众一片喝彩。人们发现，在没有先例可循的美利坚，居然可以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向来对民族文化及政治制度引以为豪的法兰西自然也不甘落后。这也是后来斯塔尔夫人与伯克等人论战时奉持的主要观点，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乃历史发展之必然。
像此前担任驻法大使的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1735-1826）等人一样，莫里斯也是美国开国元勋。1787年，作为宾夕法尼亚出席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他负责起草宪法草案（同时也是美国宪法“序言”的执笔者【amanuensis】），主张将权力制衡定为宪法的基本准则。与华盛顿、杰斐逊等温和派不同，莫里斯积极鼓吹废除奴隶制，认为“奴隶制纯属陋习，而蓄奴准州必遭天谴”。1792年至1794年，他在任期间，与斯塔尔夫人交往频繁，卸任回国后仍保持书信不辍。莫里斯坚定的废奴立场赢得斯塔尔夫人感佩；而他对王后安托瓦内特的同情态度则受到斯塔尔夫人影响——她曾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替王后辩护。
像莫里斯一样，加勒廷和斯塔尔夫人也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这位钟表匠出身的瑞士人，移民美国后得到华盛顿等革命领袖赏识——华盛顿称赞他是“财政部长的最佳人选”。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加勒廷与拉斐特并肩作战，结下深厚情谊。战后，继约翰·亚当斯担任总统的杰斐逊任命加勒廷为驻法大使（1814-1827）。期间，为遏制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斯塔尔夫人极力促成加勒廷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迫使英国人停止与美国继续开战，而将主要力量转向欧洲战场，从而加速了拿破仑的溃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时人的评价——“欧洲存在三股反拿破仑的主要势力：英国、俄国和斯塔尔夫人”。在致加勒廷信中，斯塔尔夫人一改之前对英国的崇敬之情，坦诚地表示：美国，而不是英国，才是当今世界自由的真正捍卫者。加勒廷为人沉稳大度，机敏审慎——自法返美后，杰斐逊致斯塔尔夫人信函多由加勒廷转交，可见信任度之高。
从日后整理出版的通信数量来看，杰斐逊与斯塔尔夫人的书信往来最为频繁，说明二人之间共同关注的话题远过于他人。杰斐逊于1784-1789年间出任驻法大使，像前任富兰克林一样，他也是著名的“亲法派”。杰斐逊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奉命回国（担任首届政府国务卿），但对法国政局仍极为关注。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斯塔尔夫人向杰斐逊提出建设性意见，对于总统“下最后之决心”起到关键作用。在英美战争期间，斯塔尔夫人致信杰斐逊，严词谴责英国的野蛮行径：“美国对英国宣战的确处于英国在欧洲大陆焦头烂额之际……难道仅凭这一点英国就有理由焚毁华盛顿吗？何况他们毁掉的并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国会、公共设施、艺术科学传播场所等民用建筑。”简而言之，他们毁掉的是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宗教拥有虔诚信徒，无需国家强行推广；法律自能得到敬守，无需军警强力支撑”。
当然，斯塔尔夫人对英国也并非一味谴责，至少在废奴问题上，她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向英国学习。在英国著名废奴主义者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以及国会议员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人共同努力下，英国于1807年宣布终止奴隶贸易，随后并通过法案彻底废除奴隶贸易。1816年，斯塔尔在书信中与杰斐逊探讨废奴问题时曾指出：“若说这个国家璀璨的理性之光上存在的唯一污点，那便是在南部各州依然延续着奴隶制。不过，一旦国会找到根除奴隶制的良药，谁不会对美国制度生出最由衷的敬佩？”在信的结尾，她鼓励杰斐逊总统采取果断措施，“如果你成功地废除了南方的农奴制，那么这个世界上至少会有一个跟人们想象中一样完美的政府”。
除了美国国内问题，斯塔尔夫人在书信中对国际问题（如欧洲/南美革命形势）也极为关切。1813年，在回复斯塔尔夫人上述问题时，杰斐逊以一封超长书信作答。他首先分析欧洲大陆形势，认为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实行恐怖统治的拿破仑必将迅速垮台。他对斯塔尔夫人所承受的命运不公深表同情，相信暴君专制被推翻后她一定能重返故国。此外，他还亲手绘制一幅南美地图，详细标注各方力量对比，并预言西班牙帝国在短时间内必将失去南美所有殖民地。
当然，作为好友通信，除了重大历史事件和敏感政治问题，他们有时也会家常闲聊。杰斐逊曾不无自豪地谈及华盛顿将军两个侄儿欧洲游学归来，自愿到海军舰艇上当普通船员，以此证明美国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1816年，斯塔尔夫人女儿成婚，杰斐逊写信祝贺，一面回顾内克尔家族长期以来对法国的无私奉献，一面高度赞扬斯塔尔夫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并相信其子孙后代一定能够在欧美大陆开枝散叶，发扬光大（此前斯塔尔夫人曾向杰斐逊等友人求助，希望她的儿子将来如愿踏上美利坚国土）。
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塔尔夫人写信求助的友人中，有一位特殊人士——他就是在拿破仑发动果月十八日政变后移居美国的皮埃尔·杜邦。杜邦原本是法国富商，与内克尔先生谙熟。当法国大革命转向“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后，他率领妻子和三个儿子移民美国。他最小的儿子曾跟随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研制炸药，后来创立鼎鼎大名的杜邦公司。斯塔尔夫人在与杜邦父子的通讯中不仅能得到一流的商业建议，更凭借第一手资料增强了她对美国政制的全面了解。
斯塔尔夫人另一位重要的美国友人是托马斯·潘恩。潘恩出生于英国，1774年作为契约奴去往美洲。1776年出版的《常识》一书直接引发美国独立革命，潘恩本人遭英国政府通缉。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潘恩赶赴巴黎，并于1792年入选法国国民公会。雅各宾恐怖专政开始时，潘恩宣称：“共和国已死。”公安委员会以“图谋颠覆共和国”罪名将他逮捕，后在杰斐逊（通过美国驻法大使门罗）干预下获释。在杰斐逊精心安排下，潘恩安然返回他的“精神故乡”——美国，并终老于斯。
像斯塔尔夫人一样，潘恩公开反对处决国王路易十六及王后安托瓦内特。据说他曾暗中策划从国民自卫队手中解救王室，并协助其潜逃至美国“政治避难”——这一主张与斯塔尔夫人不谋而合（或说乃二人共同策划）。在法国大革命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这一问题上，潘恩与斯塔尔夫人看法也高度一致。1789年，潘恩发表《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其副标题为“回答伯克先生对法国革命的攻击”，与英国保守派政治家伯克展开正面论战。他批驳后者见解狭隘，“昧于大势”——照他的看法，伯克“垂怜漂亮羽毛，却忘了濒死之鸟”，对当时法国底层民众遭受的深重灾难及席卷拉美殖民地的革命形势一无所知，因此得出的结论也“荒诞不经”。在斯塔尔夫人身后出版的《论法国大革命》（1818）一书中，潘恩这一观点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发。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斯塔尔夫人除了总结其自身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将法美两国革命进行了对比分析。凭借她对欧洲各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她毫无保留地夸赞美国人在追求政治平等和民主自由方面的成就，并预见这一新兴的国家必将成长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这一论断比托克维尔赴美考察后得出的结论领先十余年）：“有一类人终有一天会变得十分伟大，他们就是美国人。他们凭借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不掺杂旧时代偏见而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更可敬的呢？”正如她在去世之前对到访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所说：“你们是人类的先锋，你们也是世界的未来。”——出于对旧制度（old regime）的强烈憎恨，斯塔尔夫人将人类社会自由平等的理想寄托于大洋彼岸的美国，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她对于“完美政府”的良好愿望，也是她终身无法实现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