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初心——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十九世纪德国著名诗人、马克思的朋友海涅在其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3）中有一段话，“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当然德国的雷鸣也象德国人一样，……当你们一旦听到迄今为止世界史中从未有过的爆裂声，那么你们应当知道：德国的雷公终于达到了它的目的。苍鹰们将要坠死于地，非洲荒漠中的群狮也将夹起尾巴，钻进它们的王者的洞穴。德国将要上演一出好戏。相较而言，法国革命不过是一首天真无邪的牧歌。”我一直认为，这是海涅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预言。历史已经证实此一预言。
此时，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书，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还原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电闪雷鸣。整套书总计十四本，原出版时间从1920年到1930年，跨度十年。其中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收入《民族革命原理》）中；也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ABC》，蒲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还有中国人自己的著述，如陈独秀的《中国革命论文集》，《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进化简史》（张伯简）等等。这应该是中国出版界、读书界的一件大事，以原生态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展示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之风云际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文献如何渗透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几经磨难，终成今日之参天大树，林立于世界。阅读并研究这套书，一定会有诸多收获。
一、窥见历史原貌
由于这套书是影印本，自然能够产生窥见历史原貌的效应，能够拂去岁月的尘埃，从文本上看出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下影响中国先进分子的。
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共产党宣言》。1899年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就传入中国。但是，这部著作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版，却相隔了二十余年，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出来，在上海出版。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到《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至1925年底，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全国性网络。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影印本看到，不知何故，封面将《共产党宣言》错排印为《共党产宣言》。直到1928年，华岗根据英文版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1930年华岗译本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社出版，纠正了这个排印错误。
历史原貌给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本身是思想认识的深化过程。如“资产阶级”一词，在这里仅译为“有产阶级”，不能内含“资本”的经济学意义；还有，《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核心话语，陈望道译本是：“所以共产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当时其他译本是“废止”、“废除”、“消灭”，所指对象是“私有财产”、“私产”，1949年莫斯科中译本则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后来这成为中译本的标准译法。显然，财产只是指物质形式本身，而私有制则突出了特定财产的制度设计，这使无产阶级革命摆脱了打家劫舍的理解。显然，从“废止私有财产”到“消灭私有制”，语句的译法反映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总体上是愈益成熟的过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毛泽东的形象说法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这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是指比较成规模的输入。之前已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但不成规模。十月革命之后，《新青年》杂志的反响文章就逐渐增多，个人和团体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一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关性含意，一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宗旨，这样使得中国人去关注马克思主义文献；一是俄国人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而且他们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工作，创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诸人，由于俄国革命是成功的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自然也关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中国译介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后译介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情况逐渐增多。这一时期传入的列宁文献就包括《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国家与革命》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4篇。这套书中，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被收录在唐杰主编的《民族革命原理》中。
中共成立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即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的交叉关系也愈益显示出来，不仅共产国际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如此。因此，关于民族革命的理论需求上升。1930年出版《民族革命原理》就反映出来。据上海地方志之上海出版志载：1930年1月，华兴书局出版马克思著《民族革命原理》（即《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唐杰编译。其实此一表述不准确。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刊发文章称，“新青年社1927年4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一书，其中收录李大钊翻译的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译名为《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9年5月此书重印，书名改为《民族革命论》，编译者署名为‘唐杰’。”但是，现在看到的影印本是1930年1月由华兴书局“初版”的《民族革命原理》。
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为《纲领之部》，第二篇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第三篇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原标题为《中国及欧洲的革命》收入第三篇，所占篇幅不多。更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因此，把这本书称为“马克思著《民族革命原理》（即《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是不妥的。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但有意思的是，译文未能统一列宁和斯大林的中文译名。斯大林写作“斯丹林”、“史达林”。列宁的名字更不一致。
《中国的德谟克拉西与民粹派》为列宁所作，现在译为《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民族革命原理》中，列宁名字写作“李宁”；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革命原理》译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纲领》，署名“乌里安诺夫”；列宁的《在第二次国际大会之演说》，署名“勃罗依陀”，但文末又括号署名“乌里安诺夫”；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文末又括号署名“Ulianov”。
但是，在全书的其他地方，列宁这个译名更为普遍。这种历史原貌，可以见出当时存在出版的不规范之处，或者说译者不很清楚作者其人。只是，这种译法，对当时的读者容易产生误导。当然，历史原貌也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是逐步扩大的，在扩大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外的社会主义文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外的社会主义文献，首推布哈林两本：《共产党的计划》（1921版）和《共产主义ABC》（1927年）。
布哈林是俄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列宁曾经评价他是党内少有的一位理论家。但是，中国人对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认识，很长时期里都只是列宁和斯大林，布哈林的名字只从反面意义上有所听闻。这是因为，由于与斯大林有矛盾，布哈林在1929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并被判处死刑。1988年2月才获得平反。
如此，在遭政治迫害之前，布哈林的名字和著作是俄苏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俄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进，布哈林有两本，可见不一般。《共产党的计划》这本书是布哈林结合俄国实际所发表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纲领性的文献。在这本书里，布哈林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从政权（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银行、工业、土地的国有化，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
《共产主义ABC》一书，乃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了配合俄共（布）第八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宣传，而专门撰写的一本通俗性的理论读物。本书共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第二部分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建设部分。列宁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同志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作了极好的解释。”《共产主义ABC》完整地讨论了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全过程问题，还在最后一编讨论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问题，应该说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而且，比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不同的是，这本书是以俄国革命的成功为基础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可见，当时出版这本书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其他主要著作，如А·蒲格达诺夫（现译为波格丹诺夫）著的《经济科学大纲》（1897年初版），被译者施存统称为“一部世界的名著，而且可以说是一部空前的世界名著”，实质上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体系，而其实践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通过《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为更多的人所知道，但社会主义的实践尚不为知晓。
1920年10月，新青年社出版了英国人克卡朴（今译柯卡普，Thomas Kirkup）撰写的《社会主义史》。柯卡普（1844-1912）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费边派）。《社会主义史》1892年初版，1913年由英国人辟司（Edward R Pease）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轨迹。辟司在原序中指出：“克卡朴著了这部《社会主义史》，在他将死之前，正值第四次出版，他在第四版的序中曾说他出部书有两种目的，第一就是将历史的社会主义中各主要的方面标明出来，第二就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种概括的批评和解释。”虽然此二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还是客观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对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该书译者李季在《社会主义史》自序中指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是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但是我们要讨论一种学说，对于他必先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才能够判断他的好歹，决定他是否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澳美各洲非常（但）发达，而（且）派别亦复甚多，我们对于这种运动要想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须先从历史下手，我译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的目的就在这一点上。”
蔡元培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说：“克（柯）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蔡元培的“嫌他们不彻底”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反映出在当时中国，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之需要了，只有这本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其彻底。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概览，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夜起了这样作用，毛泽东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谈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克）卡普著。”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本书还是将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三、革命热情与理性思考：中国头脑对外域思想的消化
对外域思想进行消化，然后转化为自己的话语，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出版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革命论文集》，《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进化简史》几部即是典型作品。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所引发出来的。1920年10月，罗素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访问，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键时刻。由于十月革命的缘故，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已经是无可回避的话题。罗素在长沙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张东荪陪罗素去了湖南，回来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他说自己发现“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根本“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张东荪援引罗素的观点，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实业、增加“富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对张东荪的言论，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发文批评。《社会主义讨论集》收录了论争的几篇文章，作为第三部分，另命名“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署名《正报》记者爱世的文章说，“记者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
陈望道直接质问张东荪，“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然后，陈独秀去信罗素，说：“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资本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
罗素是否回复陈独秀，现不得而知。不过，《社会主义讨论集》对论争文章的收录，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在当时，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试图避开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人，的确已不是个别，说明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在逻辑上，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以此作为革命运动的思想指南，也就意味着对马克思文本的信奉与遵循。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于欧洲的理论，是立足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而当时的中国还未整体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更谈不上资本主义发展到极限，这就产生了马克思的文本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间隙。如何认识这一可能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讨论集》种亦有出色篇章。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1898年—1970年），此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当选为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1921年8月，中共一大已经开过。施存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文（见《社会主义讨论集》，这篇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刘云即张闻天翻译，1938年才在延安解放社出版，施存统可能是凭据外文版）中的观点，“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济事的。”由此，施存统否认了议会政治的幻想，他说，“那些要想在议会里实现社会主义，死守有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先生们，在这一点，明明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的。”
但是，在论及中国问题时，文章对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提出：“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此处“一种”两个字疑衍生，排印错误]，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底精髓取出。……所以如果在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必要违背马克思主义底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应用。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
据此，不同历史背景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一刀切地对待，他说，“在这个革命的过渡期中，无产阶级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及把一切阶级消灭。俄罗斯同志现在所做的，就是这第一期的事业。这第一期，是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的长短，我们要看以各国的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智识程度如何而定的。在俄国，中国这些产业幼稚，人民无智识的国家，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是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我们是无疑的。”
施存统认为，在俄国和中国，存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不能预定”。施存统在1921年的看法，后来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得到验证，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雏形。只是，由于历史刚刚展开，人们对未来难以有太精准的预见，关注这种看法的人尚不多见。
就规模较大的著作而言，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值得一提。张伯简（1898—1926年）是白族的第一代共产党员。五四运动后他到了巴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抛弃了工读主义的幻想。1921年冬加入共产党，1922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共同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广东出版了他的《社会进化简史》，1927年，上海长江书店再次出版本书。1926年，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把张伯简所著《社会进化简史》等书作为学员的课外理论读物。从目前的资料看，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应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完整的“社会发展史”著作，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50年，毛泽东说，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并明确指出要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和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浏览这些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献，让今天的人近距离触摸历史、思想史，深感历史力量的巨大，也让人们看得更为清楚，无论外部世界如何评判，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已经完全证实。中国义无反顾走下去，民族复兴的辉煌就会出现。
（作者 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