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调查人员殉职原因查明背后，哀牢山上的40年科考路

绵延的哀牢山脉，云和雾接在一起，如果下雨，半山都会被云雾笼住（金海 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考察队在国家生物资源开发号召的背景下，就走进过哀牢山的原始森林，并发现了其丰富的生物资源。改革开放后，中科院要求吴征镒院士在生物资源丰富的云南省选择一个地方，建设生态研究站。那时，年仅24岁的刘玉洪还在西双版纳气象局做气象检测员。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吴征镒院士和团队考察了云南20多个地方，各个地方都资源丰富但特色不一，吴院士在取舍之间犯了难。在给出最后决定的前几天，他好几夜都没睡好觉，最后决定放弃了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完善的昆明，选择在哀牢山建立生态站。

生态站的地点在景东县太忠乡徐家坝。这里位于哀牢山原始森林区的北段，交通非常不方便。刘玉洪记得，生态站距人民公社20多公里，当时没有硬化路和任何交通工具，只能花一天的时间走路过去。除此之外，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生态站环境也很简陋，物资和设施匮乏。研究员没有自己的公寓，只能搭帐篷住在外面，如果到了冬天，就搬去附近水库的小平房过夜。白天站子里一定会生一堆篝火取暖。除了一台可以放磁带的收音机，站里没有任何现代电子设备了。而吴征镒院士当年之所以宁可克服各种条件不便也要在这里建立生态站的原因，是哀牢山宝贵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

生活在哀牢山脉下的村民，几乎每家都有一辆摩托车做代步工具

在云南，原始森林并不罕见，但大多都遭到了当地村民的开垦。村民们为了更好的经济收益，把大部分邻近村庄的原始森林砍伐掉，种上了橡胶树卖钱。只有在悬崖等陡峭地势的原始森林才得以幸免。哀牢山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对人类来说并不适宜生存。并且山顶和山脚地势较为平缓，中间山路陡峭。这些对人类活动不便的因素，恰恰保护了这片原始森林未遭破坏。而高海拔和长期湿润的地理环境，也创造出了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极为罕见的生态环境样本，造就了哀牢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刘玉洪告诉本刊记者：“哀牢山不同于温带红松林这种同一物种漫山遍野的生态。哀牢山物种丰富，但不‘占山头’，各类不同的物种交叉散落在森林的各个地方。以杜鹃花为例，哀牢山杜鹃花的种类甚至比贵州著名的百里杜鹃景区还要多。”不只是植物，昆虫、微生物物种的研究价值更为丰富。在过去哀牢山建立生态站的40年里，以当地县乡命名发现的新物种就多达几十种，为科学家理解微生物和昆虫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起了重要作用。紫胶是哀牢山众多生物资源中的一种。这是紫胶虫吸取树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树脂，电绝缘性能良好，兼有热塑性和热固性，在国防、电气、涂料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由于哀牢山丰富的紫胶资源，上世纪50年代，这里建立了全国唯一的紫胶研究所。

吴征镒院士在建立好哀牢山生态站后，召集了一大批当时云南在地质、地理、微生物、植物等方面有名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这个生态站汇集了一支群星璀璨的专家团队。当时只有24岁的刘玉洪，也从西双版纳的气象研究站调到哀牢山生态站。尽管在2016年正式退休，但如果有需要，刘玉洪依然会带着老朋友前往哀牢山，做考察或游览。他见证了过去40年哀牢山生态价值被理解和重视的每一个阶段。

哀牢山脉下，村落附近植被丰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大树

1986年，哀牢山原始森林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加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加入我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这意味着，哀牢山成为我国亚热带森林样本的代表，每年生物、气候、地理等几百项数据都将得到实时监测，并作为国家级机密数据，定期上交给国家，为我国在气候生态方面的宏观决策提供数据支持。而就在2019年，在哀牢山还进行了最新一轮的国家公园申请项目全面考察。如果验收合格，这里还将成为新一批的国家公园。

拓荒

今年的11月14号，是哀牢山生态站成立40周年。按原计划，这一天会有一场庆典，但因为疫情，庆典没有举行，而是改成各地科学家在线上的简单庆祝。对这个时间节点，刘玉洪也有自己的感情。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都在哀牢山工作，2000年成为生态站副站长，负责生态站的行政管理工作。

刘玉洪任副站长时，每天典型的工作安排从早上7点钟开始。除了偶尔接待国内外来到哀牢山做科研考察的研究员外，安排监测任务，并巡视监测人员和机器设备，是他每天必然要做的工作。生态站负责对哀牢山水分、土壤、气候和生态四大类下面的几百个子项目进行监测。如今，红外线摄像机、测温和测压仪等设备已均匀布满山中的各个位置，有不少工作只要在生态站内操控电脑就好。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那个时候对环境每一个数据的获得，都需要科研人员进入丛林中，依靠身体力行才能获得。

而进入这样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潜藏着各种危险。

在原始森林里迷路，或者被森林中的动物伤到，是刘玉洪在哀牢山工作几十年里常听到的事。“我们做这个工作和护林系统联系紧密，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一两起村民被熊抓伤或被竹叶青毒蛇咬到的事。所以那个时候，昆明研究院下面是备有猎枪的，我们有的同事上山的时候会背着枪壮胆。”刘玉洪对本刊记者说。除了可能伤人的动物，广袤密实的森林本身，也暗藏危机。如果不是对本地地形熟悉的村民，任何人贸然进入，都有可能迷路。“隔几年，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事。”刘玉洪回忆，“大多是过来游玩的驴友，或者是远山的村民，对这里不熟悉。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横跨6个县市，四周都有村民居住，山脉两地的村民因通婚、采购等需求会穿越山脉，时间长了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不少小道连接东西两侧村子。其实，如果就沿着小路前行是不会迷路的。但如果外地人跑去附近没有路的森林看看，哪怕走得不远，也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连接者东镇和村子的盘山公路，早上或下雨天，山间经常飘起雾（金海 摄）

一旦在森林中迷路，下一个麻烦就是失联。上世纪80年代，通信设备没有普及。即使是现在，电信公司在整个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也只建立了一所信号基站，如果进入森林深处，手机很容易丢失信号。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山科考，刘玉洪和队友们除了做测量的设备，一张1∶50000比例的军用地图就是他们进山唯一的“技术装备”。要想顺利完成科学考察，更多的是依赖与当地村民形成的关系网。

就算一个人进山里考察，刘玉洪也会带两个村民做向导。他还记得，一次20多人组成的综合考察团进山，因为科考任务多，需要在山里过夜10天左右，就请了十几个当地村民，有当向导的，也有专门通风报信的。在上世纪80年代，粮食都是定量供应。队员们在县里的人民公社，用粮票一次性换的粮食，只够吃三四天。粮食快吃完的时候，就会派几位村民下山去拿粮食。除此之外，山里的团队在科考时，如果忘了带资料或需要与生态站交换信息，也是靠村民们亲自去传口信沟通。虽然，这种略显原始的沟通方法，效率远远比不上现代设备。但在原始森林里，原始的方法或许更为可靠。

哀牢山脉阻隔了东西两面的村落，但并没有阻隔村落之间的人际往来。村民们由于通婚、采购等日常活动原因，几乎每天都需要翻越哀牢山东西两侧，久而久之走出了属于村落之间的互通路。他们对原始森林的熟悉程度，就像城里人生活在繁华都市的钢铁森林。“有一次，我们派一位村民下山，和他约定了某个位置，但中途改道。路上碰到其他村民帮忙捎个话告诉他我们的新地点。结果很快，我们就在更改后的聚点相遇了。”刘玉洪说道，“村民因为对山林地势了解清楚，在考察的过程中，在哪里找水源，找适合当晚露宿的地点，很多都要靠村民作决定。”

新技术与危机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同时代的科考人，有不同的方式完成对原始森林的考察。而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如今，人们在当地科考的时候，削弱了对人的依赖，转而依赖电子设备。

赵元是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植物学教授。从2007年起，他先后前往哀牢山5次，做实地学科考察，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参加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这是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每10年进行一次的科学考察，为期一年左右，总参与人数过百人。考察项目包括森林资源、植被、动物、地质地貌等十余项专题，目的是对哀牢山各自然生态资源情况进行摸底。

赵元负责的是植物多样性调查。他所带领的团队一共8人，分成两组，历时一年，前后前往哀牢山3次，才完成了哀牢山植物多样性这一项的调查。其实，获得这些数据的调查方法并不复杂，只是更多地依靠调查人员的身体力行。每次赵元前往哀牢山前，都会在地图上根据典型选样法选好样地。所谓典型选样就是搞清楚植被有哪几种类型，在每种类型中选取样地完成调查。选择好样地后，对每一棵植物进行标号，现场鉴定植物物种。然后，对每株植物的高度、胸径（离地1.3米的位置直径）和冠幅（树木南北和东西方向宽度平均值）进行测量。这种调查方法，和11月上旬在哀牢山遇难的四名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调查员所做的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很类似。只不过遇难调查员的样地位置是固定的，而作为学术调查的科考，在样地选取上，根据地理环境多了很多灵活性。

哀牢山具有综合的科考价值，也为村民带去生存希望，村民在山腰上种植茶树、水稻、玉米等作物

赵元告诉本刊记者，和上世纪的户外考察相比，交通设施和通信设备的提升让人们的考察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从县城到哀牢山保护区可能要七八个小时，现在村子都修好了硬化路，考察人员可以把车开上山，开到车子无法前进的地方再爬山，大大节约了考察的行程时间，也减少了因为路途遥远而需要在山上过夜的危险。赵元体会到的第二点变化是，随着通信技术设备的进步，考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即便没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只要在手机上下载奥维地图，就算是在没有信号的环境下，依然可以实时定位导航。不过，赵元强调，每次进入哀牢山的原始森林考察，他仍然一定会请向导带路。但向导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在原始森林没有道路的地方。他们更清楚哪个地方有野兽，哪里的山势比较陡峭需要当心。“每次出发进山前，我们会坐下来，把在电脑上事先找好的样地标出来，和向导讨论，根据他们的经验，帮助我们选择一条方便的路。”

在现代通信设备和向导经验的加持下，考察变得更为精准和高效率。不过，即使如此，在哀牢山保护区考察，或者说在任何原始森林生态下考察，依然有属于它们的风险。

仍然存在的危险

钱泽宇也是一名前云南省环境科学学会的环境测评人员。他每年都会有10次以上大大小小去野外的实地考察。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他走遍了云南绝大部分的森林保护区，哀牢山的地理环境给钱泽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本刊记者，哀牢山的坡度大概在30～60度，一般人在45度的情况下，就站不稳了。而这样的山路越往高处走越狭窄，窄的地方大概只有30厘米，只够一个人侧身过去。很多时候路因为长久没人走，被树枝挡住，需要用砍刀开路。哀牢山地形非常细碎，山脊并不是一块整体的山崖，更多是起起伏伏的上下坡，坡上经常覆盖着十几厘米厚的树叶。如果是在雨季，被雨水浸透的落叶不仅让考察人员鞋袜尽湿，还会让行走更加艰难。钱泽宇说，做野外考察的人，膝盖和腰多少会有些问题。如果长年在哀牢山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出没，对身体是更大的磨损和考验。

复杂陡峭的地理环境，增加了考察的危险。因为是在野外作业，需要对沿路的植被变化在手机上标记，边走边记很容易让人分神，注意力不会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如果恰好走到那种坑坑洼洼的石头路面，湿润的空气在它们表面布满了露珠。这种情况会非常容易打滑。这时候如果人的位置刚好是一面悬崖，一面山壁，就可能发生坠崖的危险。因为植物茂密，不易看清悬崖的边界，而考察人员的注意力又全部放在记录上，钱泽宇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就曾经有3次在这样的路况上濒临坠崖的经历。

绵延的哀牢山脉，云和雾接在一起，如果下雨，半山都会被云雾笼住（金海 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考察队在国家生物资源开发号召的背景下，就走进过哀牢山的原始森林，并发现了其丰富的生物资源。改革开放后，中科院要求吴征镒院士在生物资源丰富的云南省选择一个地方，建设生态研究站。那时，年仅24岁的刘玉洪还在西双版纳气象局做气象检测员。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吴征镒院士和团队考察了云南20多个地方，各个地方都资源丰富但特色不一，吴院士在取舍之间犯了难。在给出最后决定的前几天，他好几夜都没睡好觉，最后决定放弃了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完善的昆明，选择在哀牢山建立生态站。

生态站的地点在景东县太忠乡徐家坝。这里位于哀牢山原始森林区的北段，交通非常不方便。刘玉洪记得，生态站距人民公社20多公里，当时没有硬化路和任何交通工具，只能花一天的时间走路过去。除此之外，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生态站环境也很简陋，物资和设施匮乏。研究员没有自己的公寓，只能搭帐篷住在外面，如果到了冬天，就搬去附近水库的小平房过夜。白天站子里一定会生一堆篝火取暖。除了一台可以放磁带的收音机，站里没有任何现代电子设备了。而吴征镒院士当年之所以宁可克服各种条件不便也要在这里建立生态站的原因，是哀牢山宝贵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

生活在哀牢山脉下的村民，几乎每家都有一辆摩托车做代步工具

在云南，原始森林并不罕见，但大多都遭到了当地村民的开垦。村民们为了更好的经济收益，把大部分邻近村庄的原始森林砍伐掉，种上了橡胶树卖钱。只有在悬崖等陡峭地势的原始森林才得以幸免。哀牢山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对人类来说并不适宜生存。并且山顶和山脚地势较为平缓，中间山路陡峭。这些对人类活动不便的因素，恰恰保护了这片原始森林未遭破坏。而高海拔和长期湿润的地理环境，也创造出了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极为罕见的生态环境样本，造就了哀牢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刘玉洪告诉本刊记者：“哀牢山不同于温带红松林这种同一物种漫山遍野的生态。哀牢山物种丰富，但不‘占山头’，各类不同的物种交叉散落在森林的各个地方。以杜鹃花为例，哀牢山杜鹃花的种类甚至比贵州著名的百里杜鹃景区还要多。”不只是植物，昆虫、微生物物种的研究价值更为丰富。在过去哀牢山建立生态站的40年里，以当地县乡命名发现的新物种就多达几十种，为科学家理解微生物和昆虫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起了重要作用。紫胶是哀牢山众多生物资源中的一种。这是紫胶虫吸取树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树脂，电绝缘性能良好，兼有热塑性和热固性，在国防、电气、涂料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由于哀牢山丰富的紫胶资源，上世纪50年代，这里建立了全国唯一的紫胶研究所。

吴征镒院士在建立好哀牢山生态站后，召集了一大批当时云南在地质、地理、微生物、植物等方面有名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这个生态站汇集了一支群星璀璨的专家团队。当时只有24岁的刘玉洪，也从西双版纳的气象研究站调到哀牢山生态站。尽管在2016年正式退休，但如果有需要，刘玉洪依然会带着老朋友前往哀牢山，做考察或游览。他见证了过去40年哀牢山生态价值被理解和重视的每一个阶段。

哀牢山脉下，村落附近植被丰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大树

1986年，哀牢山原始森林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加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加入我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这意味着，哀牢山成为我国亚热带森林样本的代表，每年生物、气候、地理等几百项数据都将得到实时监测，并作为国家级机密数据，定期上交给国家，为我国在气候生态方面的宏观决策提供数据支持。而就在2019年，在哀牢山还进行了最新一轮的国家公园申请项目全面考察。如果验收合格，这里还将成为新一批的国家公园。

拓荒

今年的11月14号，是哀牢山生态站成立40周年。按原计划，这一天会有一场庆典，但因为疫情，庆典没有举行，而是改成各地科学家在线上的简单庆祝。对这个时间节点，刘玉洪也有自己的感情。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都在哀牢山工作，2000年成为生态站副站长，负责生态站的行政管理工作。

刘玉洪任副站长时，每天典型的工作安排从早上7点钟开始。除了偶尔接待国内外来到哀牢山做科研考察的研究员外，安排监测任务，并巡视监测人员和机器设备，是他每天必然要做的工作。生态站负责对哀牢山水分、土壤、气候和生态四大类下面的几百个子项目进行监测。如今，红外线摄像机、测温和测压仪等设备已均匀布满山中的各个位置，有不少工作只要在生态站内操控电脑就好。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那个时候对环境每一个数据的获得，都需要科研人员进入丛林中，依靠身体力行才能获得。

而进入这样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潜藏着各种危险。

在原始森林里迷路，或者被森林中的动物伤到，是刘玉洪在哀牢山工作几十年里常听到的事。“我们做这个工作和护林系统联系紧密，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一两起村民被熊抓伤或被竹叶青毒蛇咬到的事。所以那个时候，昆明研究院下面是备有猎枪的，我们有的同事上山的时候会背着枪壮胆。”刘玉洪对本刊记者说。除了可能伤人的动物，广袤密实的森林本身，也暗藏危机。如果不是对本地地形熟悉的村民，任何人贸然进入，都有可能迷路。“隔几年，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事。”刘玉洪回忆，“大多是过来游玩的驴友，或者是远山的村民，对这里不熟悉。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横跨6个县市，四周都有村民居住，山脉两地的村民因通婚、采购等需求会穿越山脉，时间长了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不少小道连接东西两侧村子。其实，如果就沿着小路前行是不会迷路的。但如果外地人跑去附近没有路的森林看看，哪怕走得不远，也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连接者东镇和村子的盘山公路，早上或下雨天，山间经常飘起雾（金海 摄）

一旦在森林中迷路，下一个麻烦就是失联。上世纪80年代，通信设备没有普及。即使是现在，电信公司在整个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也只建立了一所信号基站，如果进入森林深处，手机很容易丢失信号。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山科考，刘玉洪和队友们除了做测量的设备，一张1∶50000比例的军用地图就是他们进山唯一的“技术装备”。要想顺利完成科学考察，更多的是依赖与当地村民形成的关系网。

就算一个人进山里考察，刘玉洪也会带两个村民做向导。他还记得，一次20多人组成的综合考察团进山，因为科考任务多，需要在山里过夜10天左右，就请了十几个当地村民，有当向导的，也有专门通风报信的。在上世纪80年代，粮食都是定量供应。队员们在县里的人民公社，用粮票一次性换的粮食，只够吃三四天。粮食快吃完的时候，就会派几位村民下山去拿粮食。除此之外，山里的团队在科考时，如果忘了带资料或需要与生态站交换信息，也是靠村民们亲自去传口信沟通。虽然，这种略显原始的沟通方法，效率远远比不上现代设备。但在原始森林里，原始的方法或许更为可靠。

哀牢山脉阻隔了东西两面的村落，但并没有阻隔村落之间的人际往来。村民们由于通婚、采购等日常活动原因，几乎每天都需要翻越哀牢山东西两侧，久而久之走出了属于村落之间的互通路。他们对原始森林的熟悉程度，就像城里人生活在繁华都市的钢铁森林。“有一次，我们派一位村民下山，和他约定了某个位置，但中途改道。路上碰到其他村民帮忙捎个话告诉他我们的新地点。结果很快，我们就在更改后的聚点相遇了。”刘玉洪说道，“村民因为对山林地势了解清楚，在考察的过程中，在哪里找水源，找适合当晚露宿的地点，很多都要靠村民作决定。”

新技术与危机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同时代的科考人，有不同的方式完成对原始森林的考察。而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如今，人们在当地科考的时候，削弱了对人的依赖，转而依赖电子设备。

赵元是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植物学教授。从2007年起，他先后前往哀牢山5次，做实地学科考察，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参加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这是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每10年进行一次的科学考察，为期一年左右，总参与人数过百人。考察项目包括森林资源、植被、动物、地质地貌等十余项专题，目的是对哀牢山各自然生态资源情况进行摸底。

赵元负责的是植物多样性调查。他所带领的团队一共8人，分成两组，历时一年，前后前往哀牢山3次，才完成了哀牢山植物多样性这一项的调查。其实，获得这些数据的调查方法并不复杂，只是更多地依靠调查人员的身体力行。每次赵元前往哀牢山前，都会在地图上根据典型选样法选好样地。所谓典型选样就是搞清楚植被有哪几种类型，在每种类型中选取样地完成调查。选择好样地后，对每一棵植物进行标号，现场鉴定植物物种。然后，对每株植物的高度、胸径（离地1.3米的位置直径）和冠幅（树木南北和东西方向宽度平均值）进行测量。这种调查方法，和11月上旬在哀牢山遇难的四名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调查员所做的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很类似。只不过遇难调查员的样地位置是固定的，而作为学术调查的科考，在样地选取上，根据地理环境多了很多灵活性。

哀牢山具有综合的科考价值，也为村民带去生存希望，村民在山腰上种植茶树、水稻、玉米等作物

赵元告诉本刊记者，和上世纪的户外考察相比，交通设施和通信设备的提升让人们的考察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从县城到哀牢山保护区可能要七八个小时，现在村子都修好了硬化路，考察人员可以把车开上山，开到车子无法前进的地方再爬山，大大节约了考察的行程时间，也减少了因为路途遥远而需要在山上过夜的危险。赵元体会到的第二点变化是，随着通信技术设备的进步，考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即便没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只要在手机上下载奥维地图，就算是在没有信号的环境下，依然可以实时定位导航。不过，赵元强调，每次进入哀牢山的原始森林考察，他仍然一定会请向导带路。但向导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在原始森林没有道路的地方。他们更清楚哪个地方有野兽，哪里的山势比较陡峭需要当心。“每次出发进山前，我们会坐下来，把在电脑上事先找好的样地标出来，和向导讨论，根据他们的经验，帮助我们选择一条方便的路。”

在现代通信设备和向导经验的加持下，考察变得更为精准和高效率。不过，即使如此，在哀牢山保护区考察，或者说在任何原始森林生态下考察，依然有属于它们的风险。

仍然存在的危险

钱泽宇也是一名前云南省环境科学学会的环境测评人员。他每年都会有10次以上大大小小去野外的实地考察。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他走遍了云南绝大部分的森林保护区，哀牢山的地理环境给钱泽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本刊记者，哀牢山的坡度大概在30～60度，一般人在45度的情况下，就站不稳了。而这样的山路越往高处走越狭窄，窄的地方大概只有30厘米，只够一个人侧身过去。很多时候路因为长久没人走，被树枝挡住，需要用砍刀开路。哀牢山地形非常细碎，山脊并不是一块整体的山崖，更多是起起伏伏的上下坡，坡上经常覆盖着十几厘米厚的树叶。如果是在雨季，被雨水浸透的落叶不仅让考察人员鞋袜尽湿，还会让行走更加艰难。钱泽宇说，做野外考察的人，膝盖和腰多少会有些问题。如果长年在哀牢山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出没，对身体是更大的磨损和考验。

复杂陡峭的地理环境，增加了考察的危险。因为是在野外作业，需要对沿路的植被变化在手机上标记，边走边记很容易让人分神，注意力不会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如果恰好走到那种坑坑洼洼的石头路面，湿润的空气在它们表面布满了露珠。这种情况会非常容易打滑。这时候如果人的位置刚好是一面悬崖，一面山壁，就可能发生坠崖的危险。因为植物茂密，不易看清悬崖的边界，而考察人员的注意力又全部放在记录上，钱泽宇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就曾经有3次在这样的路况上濒临坠崖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