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志鹏 孙雁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武向平教授的新作《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自2020年3月出版以来，在国内学界获得了好评。笔者在拜读武向平教授新作之后，颇有感触，结合学界相关研究，作一番简要评述。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史的写作意义
自全球史和跨国史兴起以来，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等传统历史学领域乏人问津。从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而言，以社会转向、文化转向甚至情感转向为潮流的当代史学界的旗手们，似乎已经忘却了疆界分明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也被冷遇。然而，吊诡的是，建设“地球村”的愿望虽然美好却屡遭波折，“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功能仍然具有现实性”。
全球史和跨国史虽然是近年来史学写作的新潮流，但绝不能遮蔽传统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反向力量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当代世界，民族国家史和国际关系史非但不是全球时代史学写作的障碍，反而应该是通向区域史和全球史的一种切实途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进而在全球化眼光关照下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也理应受到学界的再度重视。
就近代中日关系史和德日关系史而言，关于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犹的种种荒谬言论已经在右翼团体和网络世界中发酵。“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公然扭曲历史的现象已变得越发常见。遍及世界的网络让历史谎言持续发酵，因为几乎任何人都能以任何名义在互联网上发布任何内容，而无需事先审查，也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制裁。荒唐无比的主张广为流传，而且它们仅凭传播便能获得一定的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历史的真相，已成为公民勇气的必要之举。”日本个别右翼学者，以“自由主义史观” 为标榜，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不言而喻其最终目的在于否认日本侵华战争本身。这种虚构的偏执论调与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以及50年代出现的歪曲历史的“大东亚战争解放论”如出一辙，具有历史“延续性”。正如韩东育教授所言：近世以来，日本“一系列剑指东亚的侵略行动，定调于丰臣秀吉，承绍于明治天皇，膨胀于昭和时代，已形成隐秘于事实背后的一以贯之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惯性。‘二战’后主张切断战争间关联的意见，并不符合历史上日本人的自身说法和做法，却符合现代日本学界的个别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内部的国际关系史的历史书写以便澄清诸种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就显得愈发重要。在此意义上，武向平教授的著作可谓是难得的佳作。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绪论部分是对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综述，为该书寻找创新点奠定了基础。正文部分共有六章：第一章阐述了帝国主义从竞争侵略到协调侵略的演变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无条约时代”，第二章论述了有田八郎对德“薄墨外交”与《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经过，第三章论述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与日德同盟关系的提升，第四章阐述了日本对德军事同盟的交涉及挫败，第五章梳理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过程以及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演进，第六章论证了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德联合军事作战计划与日德战略分歧。结论部分是对全文主要观点的总结，回顾了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整体过程，呼应本书选题。
该书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史料创新。史料是历史学的根基和生命，没有史料的支撑，也就无所谓历史学的“求真”。作者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前期的论文写作中十分注重对于稀见史料的搜集，在其上一本著作《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 中有明显体现。《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一书，在史料上延续了作者的一贯风格，投入大量时间搜求中日文档案史料。该书史料有以下三类：一是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包括《兴亚的大业 迈向大陆日本之道》《欧洲情势变化时我国的南方政策》《伴随日德意轴心强化的军部态度》《日德战后德属南洋领地处理问题》 等稀见史料，是研究日本对德政策的关键档案；二是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电子档案，如国立公文书馆《远东地区的日德意经济合作》、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以防共协定为中心的日德关系座谈会记录》、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关于中国航空日德合作的德方提案及有关意见之件》 等；三是公开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外交官日记、回忆录、研究著作等。这些资料的广泛搜集与运用，奠定了该书坚实的资料基础。
其次，观点创新。针对日本部分学者提出的日德“虚假同盟论”，作者在“帝国主义缔结同盟是具有共同利益”的观点指导下，“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进行历史研究和逻辑思考，力图阐释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作者通过对1942年前后“日德联合军事作战计划” 的详细考证和梳理，有力驳斥了日德“虚假同盟论”，为还原历史真相做出重要学术贡献。此外，作者还通过深挖史料，创新性考察了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的“薄墨外交”，以及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其实践，为日本外交思想史增添了新的学术论题。
第三，领域创新。在二战史和日本外交史领域，欧美学界在“先欧后亚”的传统观念下常将关注点置于欧洲战场，忽视亚洲战场的重要性，而东亚学者更注重中日韩之间的外交折冲，对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之间的内在关联关注不够。作者正是看到了该领域的空白之处或研究漏洞，于是通过个案考察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对德同盟政策之上，“填补了二战历史一个局部缺口”，同时也是“日本外交史研究的新探索”。 换言之，作者成功地开拓了二战期间东亚与欧洲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新领域。
由于作者语言能力所限，该书在德国档案史料运用上以中文翻译材料为主，不免留有些许遗憾。不过，这并非作者个人仅有之事，而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常见问题，这也提示学界重视小语种，提升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
总之，该书，是一部史料扎实且深具洞见的前瞻之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