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我参与了王寨吕氏族系与北京清化寺关系的讨论。据明代宋拯撰《敕赐清化寺记》，北京清化寺为明代东安（今廊坊市）王妙秀捐建。清代朱彝尊辑《日下旧闻》根据张远撰《隩志》（原书已佚）记载，于敏中等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光绪《畿辅通志》、吴长元辑《宸垣识略》、缪荃孙等纂《光绪顺天府志》、陈宗蕃著《燕都丛考》等史籍转录了此条内容。但最为直接可信的是首都图书馆藏明宋拯撰《敕赐清化寺记》碑的拓本。
因有北京地方历史学者认为清化寺碑中的“顺天东安淳化里人王妙秀”就是王寨“奉圣夫人”（明宣德皇帝乳母）李氏，曲解了碑文。但因文字记载凿凿，难以自圆其说，个人觉得还是由于先入为主，不能客观对待史料，只求结果，自然是无源之水，不能成立。
刻碑立传的事古人极为重视，并且是“敕赐”建筑，像碑文中的遗漏、错误不可能发生，何况是姓名、籍贯？因此，宋拯碑记载“王夫人妙秀者，顺天东安淳化里人也，以奉圣之勋，荷赏赉之恩。其弟荣，又有义勇后卫百户之擢。仰惟天恩广大，无以补报于涓埃，乃捐所赉之白金若干两，买寺基之为蔬圃者，凡若干亩。”不可能记错或以容易产生歧义的方式记述，宋拯的记载是准确可信的。宋拯碑的立碑时间是明正统九年（1444），根据这一时间分析，王妙秀是明英宗的乳母而非明宣宗，明英宗即位后得到了相应的封赏。
据《文物春秋》2010年第5期刊发的《明奉圣夫人李氏及其子吕俊墓志考》，1975年,出土于廊坊市王寨村东南的明宣宗乳母奉圣夫人吕母李氏墓志铭，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奉直大夫兼修国史陈循所撰。另出土其子“大明故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吕公墓志铭”（即吕俊墓志铭），为奉议大夫、户部郎中张濬撰文。这两件墓志铭的记载，也没有记述墓主生平的错误问题。
两个史料都不会出错，那为何对不上号呢？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对宋拯碑文的误解上，也就是宋文记载的王妙秀虽有“奉圣”之功，但她没有被封为“奉圣夫人”！《明史》中关于皇帝乳母受封“夫人”的记载并不多见，所见的称谓也略有不同，如天顺时的“翊圣夫人”，成化时的“恭圣夫人”。宣德时的“奉圣夫人”李氏，还有嘉靖朝的“奉圣夫人”刘氏和天启朝的“奉圣夫人”客氏。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一记载：“九月癸卯封乳母李氏奉圣夫人。保姆张氏祐圣夫人。李氏故夫吕斌，张氏故夫傅胜皆赠都督佥事。”《国榷》卷十九记载：“宣宗宣德元年九月癸卯封乳母李氏奉圣夫人。保姆张氏祐圣夫人。赠其夫吕斌、傅胜皆都督佥事”。记载的都是李氏而非王氏。
明代的皇子乳母又称为“奶口”。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了皇子诞生后为满足喂养需要，制定“奶口”制度：“每季精选奶口四十名养之内，曰坐季奶口，别选八十名籍于官，曰点卯奶口，候守季者子母或有他故，即以补之而取盈焉。季终则更之。”即将这些奶口分为“坐季”和“点卯”，坐季属较为固定的“在编人员”，点卯则是替补的“临时工”，而且是几十人轮班制。
皇子乳母人数较多，其中必有勤快机灵些的，东安李氏和王妙秀应该属于这种，李氏被封为“奉圣夫人”，王妙秀虽无封号，但也得到了比较优厚的待遇和赏赐。从时间上看，李氏为明宣宗乳母，而王妙秀则为明英宗乳母。李氏为王庄里（今王寨村）人，王妙秀则为淳化里人，淳化里本为明代所编，清代初期将淳化里、益留里并入了东张里，位置在今安次东张务一带。所以奉圣夫人李氏与王妙秀是不同时期的两个人，不能“王冠李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