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一个人，能跳出自身的秩序，就是魅力。
记者 | 孙若茜
《过把瘾》火得一塌糊涂
1994年，电视剧《过把瘾》亮相中央电视台午夜档，前两集播出的当晚，导演赵宝刚家里的电话就被打爆了。那时候，他已经因为参与导演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执导《皇城根儿》在文艺界出了名。来电的基本都是演艺圈里的人。他们激动地表达赞美、祝贺和想借录像带的愿望，都等不及要看后面几集。
放下电话，赵宝刚一边儿让家里的两台录像机马不停蹄地运转起来，复制再复制，一边儿琢磨，这戏有那么好吗？自从有剧本后，《过把瘾》的遭遇一波三折，在送审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否定，被认为是庸俗的、无聊的。拍摄完等待播出了，赵宝刚又为作家王朔本身带有争议，不被允许在片中冠名发愁。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在片头署上“本片取材于王朔《过把瘾就死》等三部小说”，电视台又对播出时间一改再改，从黄金档8点改到9点，又改到10点，成了午夜档。折腾来折腾去，赵宝刚的信心也跟着折腾没了，只剩下“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心态。
《过把瘾》剧照 。王志文饰演的方言和江珊饰演的杜梅是国产电视剧中最早的一对cp
结果8集电视剧全部播完，《过把瘾》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电视台一时间就收到几麻袋的观众来信，都要求重播，大概一周后，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的8点黄金档重新播放了《过把瘾》，而后是一播再播。剧中的方言和杜梅成了那个时代的cp，演员王志文和江珊所到之处，都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江珊回忆剧组第一次做见面活动，带给她的不是一夜成名的兴奋，而是“吓坏了”。活动在天津的百货大楼，结束后现场的观众久久不肯离场，演员们变得无路可走。
赵宝刚在后台着急，看到窗外是放着“天津百货大楼”几个大字的平台，就想试试爬窗户这条路，结果窗一开，一阵风把“津”字刮得摇摇晃晃，字上面的尖儿从他的头上划了过去。赵宝刚当时戴着帽子，没发现受伤，回到屋里头疼得不行，才摘下帽子看，血“哗”地一下流了下来。
江珊在台上急得直哭，她和王志文抬高嗓门儿喊着请求大家让他们离场，导演受伤需要去医院，可是声音总是在张口的一瞬间就被现场热情的嘈杂声吞没，没人听得见。最后，他们还是借用商场运输菜和肉的货梯才“逃”了出来。从电梯到车上，依然是人挤人，江珊一手挎着李诚儒，一手挎着王志文，脚下几乎都是悬空的。赵宝刚在医院缝了三四针，第二天一早，天津的报纸刊出大标题：“《过把瘾》导演赵宝刚杀出一条血路”。
演员王志文（摄于1994年）（张甦妍 摄/视觉中国供图）
《过把瘾》后，最火的演员是王志文。赵宝刚回忆，有一次，剧组一行人在一个餐厅的4楼包间吃饭，楼下聚集的粉丝喊的都是“王志文”的名字。他提议让王志文出去露个面，否则粉丝们绝不肯离开。瘦瘦的王志文当时穿着一个休闲夹克，戴着红围巾和圆圆的墨镜，推开门走上阳台，楼下瞬间就“炸锅”了。然后，他向站在下面的粉丝们挥了挥手，又是一片尖叫。王志文，或者说王志文饰演的方言，成了从大陆影视剧中走出的第一个男性偶像。
他是来自现实的，也是来自理想的
《过把瘾》的“火”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在它之前，大陆没有一部纯粹讲感情的电视剧。那时的剧大都在营造一种人们想象的氛围，传递着需要前进、需要努力、需要思想的价值观，即便是非常优秀的剧，也多少显得有点儿教化。
1992年，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皇城根儿》播出后，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在剧中挑出技术硬伤，对他说：“你不适合当导演。”这使得他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一番思考：到底能不能当导演？当什么样的导演？当导演要拍什么？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熟悉的生活，真正想要表达的人和事？一年以后，他想通了，情感才是永恒的主题。拍一部纯纯粹粹，不带任何教化，只讲述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儿的情感片，成了他当时最迫切的创作诉求。
他立即想到了在当时影响力已经非常大的王朔的小说。那时，王朔大部分作品都已经被影视化，他告诉赵宝刚，还有部《过把瘾就死》可以拍，俩人一拍即合。但赵宝刚发现，对电视剧来说，这部中篇小说的体量不够，于是又找王朔商量。王朔告诉他，其实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变化了一番，这部小说写他的这一面，那部小说写另一面，选出几部把情节连上就行了。赵宝刚受到很大的启发，回去把王朔的小说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决定用《过把瘾就死》《无人喝彩》和《永失我爱》三部组成一个故事，主人公从相识相爱走到结婚、离婚，最后遭遇重病。
接下来，在几本书里挑选主要的人物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女性角色，赵宝刚选了杜梅，北京大妞身上的飒爽，爱起来不顾一切的劲儿都是他熟悉且喜欢的。男性角色当然非方言莫属，王朔很多小说的主人公都叫方言，他身上有王朔的影子，骨子里带着特有的幽默，身上有股天塌下来也不怕的劲儿，不会说甜言蜜语，出口的话可能都不好听，甚至噎得人难受，但里面也绝没有虚头巴脑。
当时的赵宝刚已经有了打造偶像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都喜欢这俩角色。杜梅结合了赵宝刚身边所有人太太的特点，他的太太、王朔的太太、编剧李晓明的太太、冯小刚的太太，演员赵亮的太太，她们的特点被“揉”在一起又重新组合，都放在了杜梅的身上。于是，剧中的杜梅，外露的表达是北京范儿的飒，内心又有一种日范儿的软绵绵。日常坐在沙发上，她是歪着头微笑，两只手交叠着搭在一起的温顺姿态，哭闹起来狂风骤雨，闹完又一头扎回方言怀里道歉的乖巧可人，突出的两面性让她既真实，又不讨人厌。演员江珊是北京人，但她不在胡同儿里长大，身上有点儿南方姑娘的气质，刚好平衡这种两面性。
方言身上那股劲儿，其实是北京爷们儿的共性，如果说王朔写方言其实是在写他本人，那赵宝刚拍方言，也很像是在拍他自己。王志文高、瘦，和当时的赵宝刚有点儿像，与众多演绎工、农、兵形象的演员比，这种小生形象并不吃香，但很特别。王志文是上海人，却刚好符合赵宝刚不想让北京人演北京人的条件。他觉得，北京爷们儿的魅力是来自地域文化，可真正有魅力的人却并不多见，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如果没经过特别的训练，不仅很难把那种魅力展现出来，身上还很有可能带着一种特有的痞气和垮劲儿。而王志文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在导演眼中，北京男人的特点王志文都有，他身上的劲儿还不烦人。
编剧史航给我讲起过一件当年的旧事：王志文在中戏教台词时，史航是在校的学生，俩人当时虽然没什么交集，但同住在一个楼，难免同框。有一天，王志文把花了十几万买的新车停在了学校的操场边，再次回到车上的时候，他发现车胎被人扎了。史航趴在宿舍的窗口看他绕着车走了两三圈儿，然后抬头往楼上看，不用说，那意思是：谁干的？然后，王志文用他极富穿透性的嗓音大声地说了四个字。
“哪四个字？”史航问我，“作为一个北京姑娘，你觉得他会说什么？”我被“北京”这俩字带入了陷阱，脑子里顿时奔腾起各种京骂。结果答案是：“神马心态！”听着既痛快，又不失体面。这恐怕就是王志文身上特有的一种可以平衡的魅力。史航也给王志文讲起过他的这段记忆。王志文说，事儿他不记得了，但是这口头禅和思路确实像他，恐怕是真事儿。
剧里的方言有过一段感情戏外的冲突，也让人称绝：单位领导在办公室里滋溜滋溜地喝茶，方言嫌吵，忍得不耐烦了，就指着老头儿的鼻子说：“你再滋溜儿一下儿试试？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同事劝他道歉，结果，他甩手辞职了。要说这事儿，应该是方言不对，寻衅滋事，对长者也少些尊重。但有趣的是，就算是找茬儿，他也不令人生厌。史航说，这是因为他的感情真挚，不是撒娇、卖萌，不是自我加工和自我营销。
我和剧中贾玲的扮演者演员刘蓓聊起方言这个人物的魅力时，她也提到这个情节。“说不干就不干了，我们当时都觉得特飒！”方言和当时的千千万万人一样，捧着的是机关的铁饭碗，怎么他就敢说辞职就辞职？而正是脱离现有秩序的勇气，使他成了大家心里理想的男性角色，他代表的是一种向往，是每个人心里都想要追求的自由。赵宝刚也说，周国志扮演的文化馆小领导，喝茶细节的原型就来自他在工厂时的师傅，“两毛五一斤的茶叶让他一喝，香得跟茅台似的”。他当年就嫌师傅喝茶声音大，可不敢吭声儿，这点儿憋在心里的火儿终于让方言在剧里发泄出去了。
刘蓓说，方言是一种现实和想象结合而生的人物，李诚儒在剧中扮演的钱康，在90年代初的现实生活中才是多见的：夹着手包到处盘条生意，抓住了机会，变得成功、成熟。也好，但有点儿装，称不上迷人，而且对当时绝大部分的北京姑娘来说，你有没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种角色，也只是好，就像《渴望》里的宋大成，那个可靠的男人简直是用辛勤的汗水活成的人，但你不会有和他谈恋爱的冲动。在那个年代，恋爱的理想对象就是方言那样的“清流”：在你身边抽烟的时候，别人都不管你，他怕烟吹你脸上，用手帮你扇。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刘蓓提到王志文在90年代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想说爱你不容易》。歌词写：“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它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恋爱时的心态，内心似火，但羞于表达。即便是作为演员，她在当年接到贾玲这个角色时，也是对如何当众说爱而感到紧张羞涩的。反过来，剧中的角色敢于大胆地表达爱，正是他们在时代中魅力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方言的本真和魅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过把瘾》之后，赵宝刚拍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它的剧本是为电视剧原创的，编剧还是李晓明。剧本的初稿和我们后来看到的电视剧差别很大：王志文饰演的主人公陆建平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在台灯厂做灯座的工人，伍宇娟饰演的女主人公丹妮不是播音员，而是陆建平师傅的女儿，冯西九也不是什么摄影师，而是台灯厂供销科的采购员，这个故事最初讲的是两个工厂的年轻人共同追求一个工厂老师傅的女儿。
赵宝刚觉得没意思，在过去的众多电视剧里，有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作品已经很多了。在《过把瘾》那样非常贴近生活、落地的作品之后，他想要拍的是一反常态的，带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都市戏。
那时，赵宝刚和李晓明住对门儿，俩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剧本被导演全盘否定，李晓明还是急了，觉得总不能白弄了。一连好几天，赵宝刚天天找他聊自己的想法，游说他写一个新的剧本。赵宝刚那时就觉得，通过影视建立人们审美取向的时代到了，他的主人公一定要是一位艺术家，老百姓的生活需要艺术家影响，人们要通过艺术家感受浪漫。但这个艺术家又必须同样是一个老百姓，穷艺术家，代表的是老百姓追求美的倾向。所以，不管是做陶艺的陆建平还是摄影师冯西九，都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孩子。
接下来，在几本书里挑选主要的人物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女性角色，赵宝刚选了杜梅，北京大妞身上的飒爽，爱起来不顾一切的劲儿都是他熟悉且喜欢的。男性角色当然非方言莫属，王朔很多小说的主人公都叫方言，他身上有王朔的影子，骨子里带着特有的幽默，身上有股天塌下来也不怕的劲儿，不会说甜言蜜语，出口的话可能都不好听，甚至噎得人难受，但里面也绝没有虚头巴脑。
当时的赵宝刚已经有了打造偶像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都喜欢这俩角色。杜梅结合了赵宝刚身边所有人太太的特点，他的太太、王朔的太太、编剧李晓明的太太、冯小刚的太太，演员赵亮的太太，她们的特点被“揉”在一起又重新组合，都放在了杜梅的身上。于是，剧中的杜梅，外露的表达是北京范儿的飒，内心又有一种日范儿的软绵绵。日常坐在沙发上，她是歪着头微笑，两只手交叠着搭在一起的温顺姿态，哭闹起来狂风骤雨，闹完又一头扎回方言怀里道歉的乖巧可人，突出的两面性让她既真实，又不讨人厌。演员江珊是北京人，但她不在胡同儿里长大，身上有点儿南方姑娘的气质，刚好平衡这种两面性。
方言身上那股劲儿，其实是北京爷们儿的共性，如果说王朔写方言其实是在写他本人，那赵宝刚拍方言，也很像是在拍他自己。王志文高、瘦，和当时的赵宝刚有点儿像，与众多演绎工、农、兵形象的演员比，这种小生形象并不吃香，但很特别。王志文是上海人，却刚好符合赵宝刚不想让北京人演北京人的条件。他觉得，北京爷们儿的魅力是来自地域文化，可真正有魅力的人却并不多见，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如果没经过特别的训练，不仅很难把那种魅力展现出来，身上还很有可能带着一种特有的痞气和垮劲儿。而王志文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在导演眼中，北京男人的特点王志文都有，他身上的劲儿还不烦人。
编剧史航给我讲起过一件当年的旧事：王志文在中戏教台词时，史航是在校的学生，俩人当时虽然没什么交集，但同住在一个楼，难免同框。有一天，王志文把花了十几万买的新车停在了学校的操场边，再次回到车上的时候，他发现车胎被人扎了。史航趴在宿舍的窗口看他绕着车走了两三圈儿，然后抬头往楼上看，不用说，那意思是：谁干的？然后，王志文用他极富穿透性的嗓音大声地说了四个字。
“哪四个字？”史航问我，“作为一个北京姑娘，你觉得他会说什么？”我被“北京”这俩字带入了陷阱，脑子里顿时奔腾起各种京骂。结果答案是：“神马心态！”听着既痛快，又不失体面。这恐怕就是王志文身上特有的一种可以平衡的魅力。史航也给王志文讲起过他的这段记忆。王志文说，事儿他不记得了，但是这口头禅和思路确实像他，恐怕是真事儿。
剧里的方言有过一段感情戏外的冲突，也让人称绝：单位领导在办公室里滋溜滋溜地喝茶，方言嫌吵，忍得不耐烦了，就指着老头儿的鼻子说：“你再滋溜儿一下儿试试？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同事劝他道歉，结果，他甩手辞职了。要说这事儿，应该是方言不对，寻衅滋事，对长者也少些尊重。但有趣的是，就算是找茬儿，他也不令人生厌。史航说，这是因为他的感情真挚，不是撒娇、卖萌，不是自我加工和自我营销。
我和剧中贾玲的扮演者演员刘蓓聊起方言这个人物的魅力时，她也提到这个情节。“说不干就不干了，我们当时都觉得特飒！”方言和当时的千千万万人一样，捧着的是机关的铁饭碗，怎么他就敢说辞职就辞职？而正是脱离现有秩序的勇气，使他成了大家心里理想的男性角色，他代表的是一种向往，是每个人心里都想要追求的自由。赵宝刚也说，周国志扮演的文化馆小领导，喝茶细节的原型就来自他在工厂时的师傅，“两毛五一斤的茶叶让他一喝，香得跟茅台似的”。他当年就嫌师傅喝茶声音大，可不敢吭声儿，这点儿憋在心里的火儿终于让方言在剧里发泄出去了。
刘蓓说，方言是一种现实和想象结合而生的人物，李诚儒在剧中扮演的钱康，在90年代初的现实生活中才是多见的：夹着手包到处盘条生意，抓住了机会，变得成功、成熟。也好，但有点儿装，称不上迷人，而且对当时绝大部分的北京姑娘来说，你有没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种角色，也只是好，就像《渴望》里的宋大成，那个可靠的男人简直是用辛勤的汗水活成的人，但你不会有和他谈恋爱的冲动。在那个年代，恋爱的理想对象就是方言那样的“清流”：在你身边抽烟的时候，别人都不管你，他怕烟吹你脸上，用手帮你扇。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刘蓓提到王志文在90年代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想说爱你不容易》。歌词写：“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它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恋爱时的心态，内心似火，但羞于表达。即便是作为演员，她在当年接到贾玲这个角色时，也是对如何当众说爱而感到紧张羞涩的。反过来，剧中的角色敢于大胆地表达爱，正是他们在时代中魅力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方言的本真和魅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过把瘾》之后，赵宝刚拍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它的剧本是为电视剧原创的，编剧还是李晓明。剧本的初稿和我们后来看到的电视剧差别很大：王志文饰演的主人公陆建平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在台灯厂做灯座的工人，伍宇娟饰演的女主人公丹妮不是播音员，而是陆建平师傅的女儿，冯西九也不是什么摄影师，而是台灯厂供销科的采购员，这个故事最初讲的是两个工厂的年轻人共同追求一个工厂老师傅的女儿。
赵宝刚觉得没意思，在过去的众多电视剧里，有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作品已经很多了。在《过把瘾》那样非常贴近生活、落地的作品之后，他想要拍的是一反常态的，带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都市戏。
那时，赵宝刚和李晓明住对门儿，俩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剧本被导演全盘否定，李晓明还是急了，觉得总不能白弄了。一连好几天，赵宝刚天天找他聊自己的想法，游说他写一个新的剧本。赵宝刚那时就觉得，通过影视建立人们审美取向的时代到了，他的主人公一定要是一位艺术家，老百姓的生活需要艺术家影响，人们要通过艺术家感受浪漫。但这个艺术家又必须同样是一个老百姓，穷艺术家，代表的是老百姓追求美的倾向。所以，不管是做陶艺的陆建平还是摄影师冯西九，都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孩子。
《东边日出西边雨》剧照 。王志文饰演的陆建平和许晴饰演的肖男
另外，基于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之下有“拜金女”出现，赵宝刚又在剧里设立了许晴饰演的肖男和李诚儒饰演的吴永民。前卫的是，肖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拜金女，相反，她始终在极力摆脱有钱人的包养以寻求自我和独立。以今天的眼光看，剧中的几个女性角色的设立，都是站在女性主义视角的，这在当时的影视剧中是极少的。赵宝刚说，他当时觉得，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倾向。
在赵宝刚眼中，从新中国成立到公私合营后，人们对美学意识已经淡漠到零，北京的城市形象也变得不像他心目中的那样。所以他想要通过当时最先进的住房、最美的秋天，拍出北京符合他想象的美的样子。于是，就有了冯西九家的复式格局和陆建平世外桃源一样的林中小木屋。后来，小木屋变成了这部戏的另一主题——人们对离开城市，到郊野过另一种浪漫生活的向往。播出后，有人把赵宝刚的这种浪漫主义称为“伪浪漫主义”。赵宝刚说，先有伪才有真，当时的中国，上哪儿去找真浪漫主义？在《东边日出西边雨》之前，甚至没什么人会去提“浪漫主义”这个概念。一部电视剧，让“浪漫主义”流行，即便只做到了“伪”，他也是高兴的。
所谓“浪漫主义”的流行，流行与否，流行的是什么，其实是很难完全归结于一部电视剧的。但这种风潮下，绝对没有缺席的是大众对陆建平形象的模仿：松垮的T恤、背带裤、及肩的卷发、不离身的耳机、敞篷的吉普……赵宝刚在“捧一个演员就干脆捧到家”的决心下，为王志文量身打造的偶像造型，在当时成了一种审美标杆和可以用以标识某一类人的符号。
当然，更多的偶像魅力还是始于人物自身：有自己忠于的理想和爱情，执着到带有些孩子气；被误解之后依然默默地守护对方，但又界线分明；一次邂逅，一个一见钟情的女人，这个女人在现实中困难重重，他会对她施以保护和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还有适时的“拯救”。这些，陆建平都有，他足以是一个偶像了。但他有的还不止这些，他还拥有自己的困境、有他的不痛快和不如意，他是一个在奋斗和挣扎的小人物。他的缺陷让他更接近完美，同时又使他落在地上，让他成了一个我们以为自己都有可能遇到的人。
单从“偶像”的角度来说，陆建平就像是一个升级版的方言。但要说纯粹，我们会把目光投回到方言身上。赵宝刚说，这是因为方言的本真和魅力是不带任何其他色彩和附加条件的。他是一个从真实生活中走来的人物，是去戏剧化的。即便方言站在阳台说：“我真想从这儿跳下去，但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这种听起来似乎有些诗性的表达，其实也是基于生活的无奈而来——想逃，但不敢去死。即便是杜梅拿起菜刀，方言在窗户上撞得头破血流，也都是符合生活规律，是男人和女人在被逼急的时候可能做出的真实反应。
整部《过把瘾》中只有方言得病这一个情节是有戏剧成分的偶得事件。在赵宝刚看来，王朔的小说就是如此，是完全凭借作家对生活本身的认知写作，没有任何所谓戏剧化的安排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王朔说他喜欢电视剧《过把瘾》的前四集，相比之下，后四集从离婚到生病，戏剧性太浓了。
在赵宝刚之后导演的很多剧作中，我们还都可以找到方言的影子，最典型的是《奋斗》中文章饰演的向南，他和李小璐饰演的杨晓芸的感情线，就是方言和杜梅的翻版。只是，他们生活在了不同的时代。向南沉迷在游戏里，那种“我不努力也能过得比你强”的自足心态，就是时代侵蚀在人物身上的烙印。
如今，独具魅力的人物角色在哪儿呢？赵宝刚说，现在的影视作品对人物的塑造越来越缺乏个性，形象越来越不突出。在那么多的作品里，我们的确很难再看到一个时代人物了。娱乐的潮流使人沉浸在一种“成瘾”的状态里，游戏成瘾、购物成瘾、文艺创作也变得成瘾，荧幕形象也就少了自创力，人物都是从概念中塑造而出的。艺术家的个性在哪儿？如果《过把瘾》的剧本要放在商业模式下经由一众人讨论，它大概就会变得什么都不是。他认为，艺术创作是基于个性去寻找共性的，一上来就是共性，那个性就全然无存，只剩迎合了。
我们还能不能塑造出一点点有意思的人物？赵宝刚说，他的脑子里，现在是有一些这样的人的，但是想要把他们展现得非常有生命力，还要采访、要体验生活，只有那样才能抓住特别细节的东西。因为在当下，大部分人本身活得就没什么个性，人们的生活、趣味被时代规范化而变得趋同。比如说，他问我：在现在这个时代，你们对男性的审美要求是什么？你特想在荧幕上看到的男性形象是什么样的？你说不出来吧？谁都说不出来。
排版：然宁/审核：同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