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隐私泄露、劳动者权益受损如何监管？北大席天扬：应摈弃“非黑即白”思维，引导平台“发声”“出力”
来源：中国经营报
文/李丹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技术和商业不能够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所有问题。相反，技术和商业扩张所产生的严重经济不平等是有害的。
12月7日，有媒体披露，婚恋交友平台世纪佳缘有线下门店私自浏览会员隐私信息，并借以“精准营销”。更早些时候，外卖平台通过系列操作向外剥离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的操作曾引发热议……
从数据安全、用户隐私、言论边界、劳动者权益、贫富差距到社会流动性，某种程度上说，平台经济的发展在改变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在重塑社会观念。
那么，该如何看待平台经济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治理的影响？12月8日，在《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深度合作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平台经济十二讲”系列直播课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席天扬表示，我们讨论平台经济模式的得失，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在理想社会的构建中，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之匹配？
“政府是最大的平台”
提到平台，大多数人会首先联想到企业，比如电商平台，或者各种生活服务类平台。但席天扬指出，事实上，政府才是最大的平台，“我们每个人的就业、收入、交税、公共事业缴费、交通出行、房屋买卖，这些信息都以行政数据的形式存放在各个政府部门的系统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平台的构建，以及政府平台服务的包容性发展，与普通居民的福祉息息相关。
2020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全球“数字政府指数2019”报告。该报告衡量了33个国家公共部门的数字化水平、效率和透明度并给出针对性打分。其中，韩国排名第一，综合得分1.04，第二到第五名依次为英国（0.736）、哥伦比亚（0.729）、丹麦（0.652）和日本（0.645）。
“数字政府指数2019”结果。图源：报告截图
这些得分较高，换言之在构建数字政府中表现较好的国家，他们都做对了什么？
席天扬表示，以医疗数据平台构建为例，韩国卫生和福利部开发了个人医疗数据平台，不仅包含疫苗接种和疫情相关信息，还对接整个医保系统，将个人的医疗检查数据和就诊处方数据整合其中。哥伦比亚则于2015年通过立法推出了类似应用，方便医生调取病人的过往病史和检查记录，甚至开展远程问诊。
“在我国，医院之间就比较缺乏就诊和检查数据的共享。转诊之后，通常需要把各项检查重新做一次，非常费时，经济上也不划算。”在席天扬看来，如何预见群众需求、如何通过包容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来增强居民便利性，这些都是我国可以借鉴的方向。
此外，席天扬还表示，当前在我国，“建设数字政府”已经被列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指标，多数省份在积极响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以专门面向残障人士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服务类平台为例，这类平台在数量和质量上仍然显得不足，有提升的空间。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士，政府平台是不是可以从供给侧进行更多的创新，让他们的生活品质有所提升。”席天扬说。
数据安全、劳动者权益问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一个现象是，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引发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也对社会观念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比如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问题，又比如平台用工制度和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
针对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问题，席天扬指出，这既是一个新问题，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剑桥分析丑闻曝光之后，西方国家超过50%的成年用户调整了自己的隐私设置，禁止外部程序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调用用户在社交媒体的发言”。
回到国内，在席天扬看来，目前我国数据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技术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立法速度。直接结果就是，针对平台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缺乏一个统一的规范。
“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数据，什么是个人数据。比如说个人的网站购物数据、网站浏览数据、出行数据能多大程度上被平台使用。又比如根据大数据产生，而非针对个人用户单一定向的数据是否有侵犯到用户权益？”席天扬指出，对数据安全的监管框架并非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存在着从0到1连续变化的光谱。
而针对平台用工制度和劳动者权益，席天扬认为，围绕这两个关键词的讨论反映了新经济模式和现有劳动保障体制之间的一个矛盾。
矛盾之一在于，从总体上看，平台从业者的工资收入并不低，甚至可以说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但与此同时，这些工作岗位又具有强度高、时间长、压力大、不确定性强等特点。此外，平台的算法机制还将劳动者置于数字程序的控制之下，造成劳动者之间相互竞争的囚徒困境。
矛盾之二在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平台价值的快速增长和消费者享受的福利增值很可能是由外卖骑手、中小商户来买单。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劳动者收益有可能意味着把消费者的蛋糕重新切回给劳动者，造成新的不满。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监管政策的总体趋势是促进平台劳动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对于算法程序在人身上的使用要求更加严格。”席天扬指出，不久前，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平台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公示算法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运行机制等，“这是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和劳动者权利的”。
回到“平台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话题，席天扬认为，政策层面可以多进行创新，比如通过数字税、平台的公益基金等方式引导平台企业对收入再分配、收入三次分配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达成长期战略合作，系列课程旨在为宏观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