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院宋代银杏，至今犹枝繁叶茂，生机勃郁。相传为扈驾南渡之濮凤手植。摄影 俞尚曦
清光绪《石门县志》卷十下收录的宋人诗。摄影 俞尚曦
崇福五桂坊弄。南宋建炎间莫琮徙居崇德，五子皆举进士，其地故称五桂坊。摄影 王健
乌镇波斯巷。宋时巷内有南瓦子、八仙居等公共娱乐场所。明万历后改名官巷。摄影 俞尚曦
乌镇翠波桥。桥东南即芙蓉浦，南宋绍兴间陈与义（简斋）曾读书其上。摄影 章建明
■俞尚曦
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宋韵文化在桐乡有着丰厚的积淀和遗存，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北宋时期，桐乡一地（时为崇德县，设县于后晋天福三年）的文化教育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崇德县知县吴伯举在县城运河西岸创办崇德县学，这是境内第一所由官府开办的学校。钱塘名士沈括撰写《秀州崇德县建学记》，米芾书丹，刻石立碑（后遭毁）。
境内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达到空前的繁荣，却是在宋室南渡以后。
名人文化
建炎间，中原居民，包括众多的文化精英，纷纷避战乱而南迁。太湖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成了大批文化精英迁徙他乡的首选之地。乡贤吕在廷在《语溪诗系》中曾对此有颇为精到的评说：（崇德县）“直至宋之南渡，地为畿辅，人文荟萃，贤士大夫之生于斯，宦于斯，客于斯，往来于斯，饶有渊源，流风余韵，犹有存者。”
史料记载，当时仅洲钱（今洲泉镇）一地，就有二十余家士大夫徙居于此。赵宋宗室赵不求、赵善应父子亦在其列。绍兴十年（1140年），赵善应之子，后曾任右丞相的赵汝愚即诞生于洲钱民巷。淳熙间，知县范机命其地为“生贤里”。生贤里地名至今犹存。
迁居洲钱的中原移民，不少人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们以祇园寺为聚会之所，赋诗填词，浅斟低唱，赵善应、苏师德、吕正己诸人迭主诗盟，成为崇德境内第一个文人结社，开当地崇文风气之先。沈季友《槜李诗系》卷二对此亦有记述，谓（赵善应）“建炎间与其父自汴避地崇德之洲钱，因家焉。生汝愚。绍熙（本文作者按，此处年号有误。若作绍兴，尚可说通）中，与苏（师德）吕（正己）诸公迭主诗盟。其生平流离感慨，见诸篇什。”若干年后，归安诗人沈长卿犹有“翠娥环坐忆洲钱”之句，追忆往昔盛况。
金兵南侵之际，河南洛阳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随众南奔，避乱襄汉，流徙湖湘，绍兴二年（1132年），辗转来到临安（今杭州）追随宋高宗，官至参知政事。
他是两宋间的杰出诗人，有《简斋诗钞》存世。绍兴五年、八年两度栖居青墩（今乌镇），最后客殇斯地。栖居青墩期间，读书寿圣塔院后芙蓉浦上之南轩，且与诗僧大圆洪智及叶天经三人互相唱和。元初，赵孟頫游乌镇芙蓉浦，为题“简斋读书处”“南轩”匾额。后人又有三友亭之筑。
陈与义寄迹江南，但金兵铁蹄蹂躏下的故乡却无时不在念中，写于此时的不少诗篇都寄托着对故国江山的深切怀念。“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满纸尽是故国之思，乡关之情。诗人一腔悲愤，满腹愁绪，却无处排解，惟有宣泄于笔底，遂成此千古传诵的《牡丹》名篇。又有《无住词》，以寿圣塔院咫尺之内有无住庵，故名。简斋读书处后来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凭吊之处，多有题咏载之书册。
宋室南渡前后，寓居境内的文化精英群星璀璨。2013年编竣出版的《崇福镇志》人物传中，一镇之内宋代名人就有沈晦、莫琮、莫元忠、莫若晦、莫若冲、辅广、蔡开、蔡辟、陆埈、陈垲、陆德舆、方诚、卫富益等十三人。
更有若干文化世家，“靖康之难”时举家南迁。乌镇就有孔氏家族、唐氏家族、蔡氏家族、皇甫氏家族等，或直接徙居于此，或先居他处，尔后再迁至乌镇。
唐氏家族，两宋之间，天长节度使唐愿随宋高宗赵构南渡至临安，唐愿子唐继宗为乌墩运使，嗣后定居乌镇。
蔡氏家族，蔡氏始祖蔡源，曾任宋秘书监，随宋高宗南渡，居临安（今杭州）。明末清初，蔡元始迁乌镇。其后人蔡以观，1928年在北京创建平民中学（1930年迁址并更名为北京市第五中学），任校长。今北京五中校园内塑有蔡以观铜像。
也有一部分文化名人，系两宋时从江南别地迁居境内。
陈舜俞，其籍贯诸多古籍记载不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载:“（陈）舜俞居湖秀境上，初从安定胡先生学，熙宁中六客其一也，其墓在城（湖州）南之苏湾，子孙犹宅于乌镇。”《直斋书录解题》此载，与《宋史》《槜李诗系》说法都不一，但陈振孙生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距陈舜俞逝世不过百年，且籍隶安吉梅溪镇，地亦相近，故所载资料可信度更高。
陈舜俞与桐乡渊源甚深。他撰写的《福严禅院碑记》系境内萧梁古刹福严禅寺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之历史文献，对北宋以前福严寺的沿革以及当时寺制变革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多为后世所本。文中有关甲乙、十方寺制的内容，尤为宗教界、学界所重视。又有《秀州崇德县新三桥记》，《全宋文》《都官集》及清嘉庆《石门县志》皆收载此文。陈舜俞去世后，苏轼为文哭奠，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东坡前后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贤良陈公辞指最哀”（陆游语）。
上文提及的沈晦、莫琮诸人，俱是从近处迁来。
沈晦，钱塘人，翰林学士沈遘之孙，也是沈括的侄曾孙。成名前迁居崇德。宣和六年（1124年）以秀州崇德籍考生中甲辰科状元。后官至徽猷阁直学士，知衢州。
莫琮，原籍仁和，北宋太学生。南宋建炎初，避战乱徙居崇德。子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五人，外孙陈之纲、陈之经、陈之纯三人，俱中进士。崇德城中因有五桂坊弄地名，并沿用至今。
其时，陆游、辛弃疾、周必大、范成大、杨万里等不少名流“往来于斯”，在桐乡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其中要数周必大仕途最为顺境，曾官至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四库提要》曾有此评价：“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隆兴元年（1163年），归家乡庐陵途中，坐船经过崇德县，恰遇大风雨，夜宿福严寺渡口。次日，携儿子游福严寺，其情状经过，有二百余字详述于《归庐陵日记》。乾道八年（1172年）南行途中，再次坐船经过崇德。《南归录》中有如下文字：“庚申，雨止，早行过崇德县。又十八里，至石门，登新创东岳庙。颇雄壮，傍有接待院……晚宿永乐铺。”
书院文化
南宋嘉定初，朱熹弟子辅广辞官归隐语溪，与朱熹之婿黄榦弘扬朱熹学说，互相发明，时称“黄辅”。并创设传贻堂于县治东，为读书、讲学之所，祀其师朱熹于堂中。“传贻”，以其义“传之先儒贻之后学”而命名。咸淳五年（1269年），知县家之柄重修传贻堂，改其名为传贻书院，郡守文及翁撰《传贻书院记》。传贻书院之设，开境内书院文化之先河。
南宋末年，卫富益在石人泾（今屠甸镇）创设白社书院。卫富益，人称正节先生。祥兴二年（1279年），张世杰兵败崖山，陆秀夫负帝蹈海，南宋遂亡。卫富益闻讯后，日夜悲泣，设坛祭祀文天祥、陆秀夫诸先贤。嗣后隐居不出，创设白社书院于石人泾（今屠甸镇），一时门徒甚众，颇负时名。白社书院学规严格，只许布衣平民会友赋诗论道，凡缙绅仕元者，不得入内就座。
方志文化
《语溪志》十卷
境内首部县志《语溪志》，成于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县令黄元直修，崇德钱达善、朱鹏飞同纂。陈垲作序。刊本久绝。
《乌青记》四卷
南宋乌墩沈平辑。传本未见。该志与海盐《澉水志》同为南宋时纂修最早的乡镇志。沈平又辑有《乌青拾遗》。
《语溪志》《乌青记》均早已散佚，但从以后纂修的县志、镇志中，尚可窥见宋志一鳞半爪的内容。虽然篇幅不长，但所记史料却弥足珍贵。如《语溪志》所载石门东西张园的文字，《乌青记》所载宋时商业设施、娱乐场所的资料，无不如此。
地名文化
这是宋韵文化在古地名中的积淀。此类古地名，无不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记录了历史演进的某个细节。
翻检《乌青镇志》，发现乌镇有不少巷弄、桥梁，均为宋沈平《乌青记》载入，《乌青镇志》纂修时尚存。如石皮巷，《乌青记》载，在富春桥南堍，入西通古山，路系宋元丰间云岩令壶德所筑。
另有周家巷、波斯巷、西寺巷、西茅家巷、嘉会巷、北府巷、印家巷、陆家巷北瓦子巷、北庄巷、长明堂巷等，桥梁则有
安利桥、飞盖桥、裴仓桥、广生桥、淳熙桥等，都系宋代地名。
此类宋代古地名，市境内各处都有。崇福有五桂坊弄、春风头、莫墓、王过此桥、太子堂桥等；洲泉有生贤里、莫家梢头（莫家舍）等；石门有东西张园、接待寺、陋巷村、蓬居庵、行幄殿等；濮院之名，就得之于南宋。其地又有语儿桥、濮家塘、濮凤手植之银杏等宋时遗存。
市民文化
入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规模的扩展，城市、市镇开始出现由富商、店主、小商贩、手工业者、艺人、破落文人、市井小民、雇工、流民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富有市井气息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当其时，瓦舍（或称瓦子、瓦市）、勾栏等公共娱乐中心应运而生。大大小小的酒楼茶坊、繁华的夜市、热闹的瓦舍勾栏，常常彻夜灯火，生意闹猛。
沈平《乌青记》载，南宋时乌青镇有南北两瓦舍，北瓦舍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其地在今卖鱼桥北。南瓦舍在波斯巷（明万历后改名官巷），“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宋末兵火废。”“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又有西寺巷，《乌青记》载，“街北有和丰、庆和二楼，皆酒社也。巷街最阔。”太平楼，在善利桥西南。《乌青记》载，“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他如天隐楼、菡萏轩、芙蓉馆等，都是官店，或为酒楼，或为茶肆，极一时之盛，均在宋末毁于兵燹。
宗教文化
乌镇之白莲塔院、广福寺、圆义庵、利济寺、观音堂、东嶽行宫、青莲庵、宝阁寺、寿圣塔院、兴福禅院、修真观、奉真道院、西利济院、月林庵、广惠庙、观音庵、车溪祖关、十六观堂等，都为宋时建筑。石门镇北数里，有普慈教寺，清康熙《石门县志》载，“宋咸通（本文作者按，宋无咸通年号，疑为咸平或咸淳之误）四年僧忆愚开建殿、塔、山门，名普慈。”蓬居庵，为宋绍兴中慧梵和尚缚茆奉母处。大致位置在石门镇运河南岸，与西竺庵隔河斜对。羔羊郜村庙，南宋时吏部尚书陆德舆所建。崇福许侍郎庙，宋嘉泰二年（1208年）建。洲泉大沐庙，亦系宋代建造。
其时，真觉、温日观、智讷、洪智等僧人，或以诗文名世，或以书画擅胜，俱是闻名于时的一代高僧，其作品多有流传至今者。
城镇化进程
中国最早的城镇化发生在宋代，其标志之一，就是大量市镇的出现。
境内城镇的出现，濮院便是最有说服力的典型。北宋时，濮院属崇德县梧桐乡。其时并无市廛，仅一草市。建炎间，山东曲阜濮凤扈驾南渡至此，以为凤栖梧桐，“事有适符”，便定居于此。此后濮院人口逐渐集聚，经济发展，由草市而市镇，商贸手工业日渐繁荣。入元，商贸愈盛。至大间，濮鉴在大街以西，义路街以东设四大牙行，收贮土绢。四方贩夫走卒鳞集，而无羁泊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
张文镐《濮川地理史》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记述：“宋末，濮氏经营家业，兴机杼之利，商贾渐以四集。咸淳中，濮振又好客广交，多搆宅第，以馆游子，多有占籍为家者，长子孙、繁族姓焉。元至大后，机业日盛，客至益多，昔日聚落，遂以成镇。”
宋韵悠长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宋韵文化在桐乡，内涵丰富，流光溢彩，全方位、多层面渗透到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流风余韵，沾溉后世，直至今日，犹见它的深远影响。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世俗文化，莫不如此。“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韵文化在哪里？它就活在当下，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在人堆里，就在灯火阑珊处。
传贻书院自创建至最后消失，薪火相传，前后延续700余年。其间屡毁屡兴，凡十余次。直至清光绪二十八年，知县林孝恂顺应时代潮流，方改传贻书院为石门县学堂。
郁震宏先生新近著文：据徐师曾《桐乡县石门镇新建勉斋书院碑铭》，为纪念南宋嘉泰间任石门榷酒务的黄榦（号勉斋），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时任知县曾士彦倡议，在石门镇玄真庙西，建有勉斋书院。此为宋韵文化有着“持续穿透力”之明证。
纪念黄勉斋而开设的书院不止一所。清咸丰元年（1851年），在玉溪镇（今石门镇）运河东岸，知县张家缙创设开文书院，前为讲堂，堂后有楼，“祀宋儒黄勉斋先生”。咸丰十年（1860年）兵毁。
清初，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合辑《宋诗钞》，即将陈与义《简斋诗钞》收录其中，序言中谓陈氏“天分既高，用心亦苦，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晚年益工，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
乾隆时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藏有宋刻十六卷本《简斋诗钞》。后开四库馆，征召天下遗书。遣子鲍士恭献书六百二十六种，其中就有《简斋诗钞》。
光绪时石门知县余丽元修纂《石门县志》，洲泉屈家浜屈元爔、屈元炘昆仲参与其中。屈元爔修志之余，搜集一邑之内历代诗作，辑成《石门诗存》八卷，卷首即是陈与义诗百余首。如今稿本分藏云南省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
今日洲泉镇上，有民间文学团体祇园书社，上承南宋建炎绍兴间祇园诗社之余绪，进一步发扬光大，其成员多至数十人。
（作者系《乌镇志》《崇福镇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