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宽容与雅量
李乔
古时候，中国人是以讲宽容、讲雅量为高尚德操的。翻开史书，这类故事比比皆是：《史记》中有蔺相如宽容廉颇的故事，《世说新语》中有魏晋士人以雅量处世的故事，《桐城县志》中有清朝礼部尚书张英与六尺巷的故事……我对这些待人宽厚的古人，非常敬佩。
最近我读了一些民国掌故书，知道了不少民国学人懂宽容、有雅量的故事，我对他们就不只是敬佩了，而是十分感动！说两个故事吧。
梁启超被误切右肾以后
1926年初，梁启超尿血不止，去北京协和医院诊治后，大夫认为要做肾切除手术，结果误切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一说是护士把标记做错了，大夫又没看片子核实）。这是多么大的医疗事故，对梁启超来说又是何等不幸！怎么办呢？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认为必须向院方问罪，不能“白丢腰子”（徐志摩语），但梁启超本人主张不要到法庭告状、不要求任何赔偿、不需要任何道歉。相反，他还撑着病体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
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其中说道：“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对于误切右肾的问题，他认为不应责怪协和医院：“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岳南著《南渡北归》，第一部）看着这些文字，我感动莫名，这就是白丢了一个肾脏的病人说的话！真是如海洋一般的胸怀。
梁启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在文章里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梁启超的意思是，当时医学科学在中国尚不发达，而代表医学科学的西医刚传入中国，如果因自己的病导致人们反对西医、不相信医学科学，就会阻碍中国医学科学的进步，那就太不好了。所以，宁可自己受委屈、受煎熬，也要为推进中国医学科学的进步说话。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多么伟大的爱国情操。
胡适、金岳霖听到逆耳之言以后
抗战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经常让研究生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再由老师加以评说。一次，研究所主任胡适正滔滔不绝地评论一位韩姓研究生关于隋唐之际的佛学的报告，忽然，这位韩同学打断了胡适的话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后，他指出了胡适说错的地方。胡适是什么反应呢？平静如水，没生一点儿气，马上停止自己的发言，请佛学权威汤用彤来评说。事后，胡适检讨：“以后再开这种会，最好让我们先知道题目，略做准备，以免再发生错批韩同学的事。”胡适是何等人物，韩同学竟敢如此顶撞；但胡适的雅量惊人，完全不在乎逆耳之言，而是虚心接受，立即改正。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也有过与胡适相似的“遭遇”。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聚会，有人提到美国逻辑学家哥德尔的工作很重要，金岳霖当即表示要买他的书看一看，这时金岳霖的学生沈有鼎对他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岳霖闻言，先是“哦，哦”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在场的人看到这种场面都颇为吃惊，但金岳霖不以为忤，毫不在意。金岳霖的雅量，丝毫不逊于胡适。
宽容、雅量这种美德，千百年来已成为存在于许多中国读书人身上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是怎么形成的？我想，大抵与儒家忠恕宽仁之道的培育有关，也与以蔺相如、魏晋士人为代表的“雅量人格”的影响有关，还与佛、道二教良善思想的滋养有关——宽容的人多是心地仁慈善良的人。这些培育、影响和滋养，对造就宽容豁达的优美人格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当下，宽容、雅量更应得到继承与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