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严复在天津的生活
严复自称“卅年老天津”，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特别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翻译了《天演论》，敲响救亡警钟，同时创办《国闻报》，积极传播维新思想，又翻译《原富》等西学著作，成为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思想上的贡献，人们对他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严复，与普通人别无二致，也遇到过普通人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在纪念严复逝世100周年之际，我们不妨走进严复的世界，重温他在天津的生活片段。
为住房问题所扰
1880年严复告别故乡，来到天津筹建水师学堂。一个福建人在天津生活，如同今天的“北漂”一样，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那时他只身住在天津东机器局内学堂，曾为家眷来津而犯愁。1882年在给伯兄严观涛的信中言：“弟挈眷一事，似当留为后图，此时已成罢议。盖不特眼前支绌，川资难酬，即以后眷口来津，每月坐硬已须六十两，加之添置家中御寒衣服，此时购置家私，皆须巨款，看来万不能支，故以苶然中止，非不得已也。”当时严复任学堂洋文正教习，月薪一百两银子，信中预计每月六十两的花费，应该是家眷来津后的房租。这一点有旁证，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宋恕初到天津，就为租房犯愁。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言：“惟天津屋租甚昂，每泥屋一间，一月租须七八百文，屋又不好，洋房则好，惟止机器局中人员住。”由此可见，严复家眷来津租房也是一大笔开销。
1883年，位于紫竹林的水师营务处建成，里面为海军军官安排了宿舍。这一年，严复才将母亲、王夫人和长子严璩接到天津居住。
1889年，严复升迁学堂会办后，又被安排到红楼后德威尼寓旁胡同居住，这里为海军高级军官住房，与水师营务处近在咫尺。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他才告别这个地方。
1901年，严复受聘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当时住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开平矿务局内，一住就是三年。
1908年8月，严复被直隶总督杨士骧聘为北洋新政顾问官，又回到天津。最初住到直隶学务公所，后又搬到河北孙家花园，那时多是一个人在津居住。同年被学部聘为名词馆总纂，学部侍郎严修建议他将南方的家眷接来。严复认为，他将此事看得太容易了，“如吃茶一般，不知吾家将近二十口人，北来家具至少亦百件，谈何容易！”
1912年民国成立后，严复就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后为北京大学校长），准备将继室朱明丽等家眷接来。因壬子兵变，时局不稳，遂在天津法租界七月十四日路（今长春道），租先农公司的一套房屋居住。那时租界房屋租金很贵，他在京师大学堂的月薪仅300多两，在给夫人的信中言：“津屋每月需租百元，实堪不起，至于前租期满，自须迁回北京。但北京又能够几时平静……到彼时若遇有事，再行觅寓。搬入租界，则银钱又一大笔，岂能堪之。”由此可见，严复让家人赴京尚在犹豫之中。
为此，他想了两个办法。首先，打算将天津的住房租出几间。但先农公司不同意，情愿收回房子退回部分租金。而收回房子另租他人，“尚要长（涨）价”。其次，在天津建房。严复听朋友李秀瑜约朋友数人，向日本领事馆批一块地，每人约一亩，地租月费12元，再用三千元，造五层房屋一座，并称两个月可盖成。严复心动，去信问明情况，有了建新居的打算（有学者考证他在日租界秋山街建了新房）。
1919年，长子严璩在北京建房，严复函告他“合京津两处房屋出售之赀，当敷营构新宅之用”，说明严家在津有房产。由此可见，严复不仅自己建房，还为儿子建房筹资，体现了一位父亲的苦心。
关注儿女的教育
现代人都有一种“望子成龙”的期盼，想方设法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严复亦然。他有五儿四女：五儿即长子严璩、次子严瓛、三子严琥、四子严璿、五子严玷；四女依次为严瑸、严璆、严珑、严顼。子女众多，教育是一个大问题。
严复在给朋友熊纯如的信中谈及子女教育，“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至于从事西文西学，极早须十五六方始”，严复虽然崇尚西学，但将国学看得十分重要。
严复曾聘学者郑孝胥为家庭教师。1885年6月，郑孝胥在直隶总督署办洋务，寄居天津水师营务处。严复与郑孝胥为福建同乡，郑的岳父吴赞诚为水师学堂首任总办。严复年长郑孝胥六岁，十分欣赏他的学识。那一年，正好奉母回乡应考，邀其暂代严璩的老师。从郑孝胥日记上，可见“晨，入斋”的记载，说明皆为早晨上课。严璩年方十二岁，正值淘气之年，读书时往往偷越数行、摘弃数句、快翻数页，而且写大字还让他人顶替。有一次，郑见其书中夹一纸条，写着“伯玉（严璩的字）仁兄大人正，太夷弟郑孝胥”，这种对老师的调侃，使郑孝胥忍俊不禁。郑孝胥教书比较认真，一次下雨，严璩让其母请假，未准。郑孝胥教读比较严格，认为既受朋友委托，不能敷衍了事。郑任严璩的家庭教师仅两个多月，后因南归而停。严璩年幼顽皮，长大却成为人才。清末留学英国，任驻法参赞。民国后历任长芦盐运使、全国盐务署署长、财政部长等职。
严家后来的家塾教师为安徽全椒金家庆，“诗、画、骈、散、字五者俱佳”，由朋友姚永概介绍。自1906年开始，金家庆在上海教读。1908年严复在京津为官，夫人朱明丽等家眷住在天津，遂请金家庆北来。在读书方面，严复和金家庆最欣赏四子严璿。金先生也经常为自己儿子不爱读书而生气，时常拿严璿作比较。严璿不仅用功读书，而且书法、诗词颇见功力。严复曾言：“子弟如璿，于社会中真不数也。且他日必以书法名世。此吾于七八岁时，即已云然，今乃益显。他日所造，谁能限之。”严璿长大后离开天津，去唐山工业学校读书。父子鸿书频传，有时还夹杂着英文交流。有一次，严璿打算到杭州西湖旅游，严复去信告之旅行要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如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以及摄影、做笔记等。严复告诫他多读书，“至于自己用功，则但肯看书，时至自成通品，无庸虑也”。还作诗《示子璿四十韵》，劝其埋头读书，不要过问政治：“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严璿后来赴美国留学，专攻建筑，大学三年级时考取俄亥俄州工程师。结婚之后，回到中国，时值华北沦陷，便迁往南洋，在新加坡从事建筑工作。
严复对女儿的教育，主要注重书画与诗词。在给幼女严顼的信中，严复写了四首诗，其二言“笔底沧洲趣，应夸两女兄。何当学吟咏，冰雪斗聪明”。意思说二姐、三姐能画，你可学作诗，与之斗胜。其四言“别后勤相忆，能忘数寄书？无将小年日，辛苦读《虞初》”。让她常写信，不必尽看小说。
爱好书法与收藏
爱好书法似乎是现代人的雅兴，严复也乐此不疲。严复自幼喜欢写大字，十五岁考取福州船政学堂时，总办沈葆桢见其文章写得好，而且字迹清秀，列为考生的第一名。严复的这种爱好一直坚持到晚年，那时归居故乡福州，几乎放弃了平素读书的习惯，终日在家中以临池书法遣兴。
严复最喜欢王羲之的字，在他留下的文字中，经常可见临摹《兰亭序》的记述。最初严复苦于见不到真迹，一次偶然看见日本人用珂罗版印刷的王羲之墨迹，“私心以为神妙”，十分渴望得到一本。后来，从友人汪康年那里借到一册，爱不释手，“把玩数日，所得不少”。严复还经常临摹孙过庭的《书谱》，曾寄给朋友熊纯如，“可与知书者看之，当有以见教也”。
严复的字是学者之书，具有恂恂儒雅的书卷气，后人评其字“风神飘萧，力入纸而气凌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严复对毛笔的使用非常讲究。写大字多使用北京的贺莲青笔庄制的屏对提笔，写小字多用湖南长沙花文奎笔庄制的中小楷笔。他认为北京的中小楷笔多不好用，而花文奎“精纯圆健上手便熟”，每年用笔在六十支上下。其中最喜欢笔工俞步云所制的乳毫，这些笔都自天津购买。然而庚子后，“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于是又托朋友熊季廉自长沙订购。
严复崇尚西学，留学英国，但著文写字始终不用钢笔，也反对家人使用。严复对译稿的字体非常讲究，曾雇用一些书家为他誊写，书法家张裕钊的得意门生李嘉壁就是其中一位。此人善书奏折，“简端朴穆，异于世俗”，《原富》一书原计划由他书写，然后影印出版，后因成本问题而未能实现。
在严复的影响下，家人也爱好书法。严复经常教夫人朱明丽写小楷，收到来信，“实是喜欢，看汝小楷，亦写得不俗，比前有进，足见用功有效”。四子严璿初学赵孟頫和钟绍京，严复认为“结体颇患散漫，如此学去，恐难进步”。主张临摹欧阳询、柳公权，“将字体打得苍劲，遒劲方佳”。严复十分重视子侄辈的书法教育。在北京居住时，经常去琉璃厂购买字帖，作为儿辈的“临池之资”。他还总结一套学习书法的秘诀，在教外甥女何纫兰时讲：“凡学书，须五成功夫存于笔墨，钝刀利手之说万不足信。小楷用紫毫，或用狼毫水笔亦可，墨最好用新磨者……至于大字则必用羊毫，开透用之……第二须讲执笔之术，大要不出指实掌虚四字，此法须面授为佳。再进则讲用笔，用笔无他谬巧，只要不与笔毫为难，写字时锋在画中，笔铺纸上……最后讲结体，结体最繁，然看多写多自然契合……”严复习字论书来自实践，皆为真知灼见。
严复的书法当时就受到欢迎，经常有朋友向他求字。1908年，他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作草书字帖。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成《初等小学堂习字帖》第九册，收入他的草书与书家何维朴的行书。从而表明，严复的书法对少年儿童早期习字有过一定的帮助。
除了书法，严复还喜欢收藏古书、字帖与图章，尤爱收藏红木家具。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时，置办了许多贵重家具。曾与朋友尽数家珍，“谛观家具以红木镶杨公座一堂为最佳，是实可宝。而镜橱、书橱次之，红木水磨方台二张，亦为佳物”。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严复携家眷离津，寓所被洋兵所扰，所幸家具破坏不多，后来托朋友严蕉明将132件木器从天津运到上海。1901年受聘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回到天津后，严复依然喜欢收藏家具。1904年，他辞去京师大学堂总办离津回沪时，将一些家具留给了好友英敛之。
严复的稿费与投资
那时候，严复要承担养家的责任，故而既有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也有现代人从事第二职业与投资的思想意识。
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时，月薪100两银。后升会办、总办，官至四品道员，俸禄想必不低。参照1909年1月《大公报》刊载的《直隶居所学堂职员一览表》总办薪水，每月估计在250两至300两之间。1901年，严复应张翼之聘，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月薪500两。当时，前户部郎中廉泉打算在北京办报馆，聘任严复任主编，月薪开出300两，并烦吴汝纶、吕增祥加以相劝。严复有意去办报，又算了一笔账，相比之下“开平有五百饼之月束，又有房屋住家”，最后还是放弃了廉泉的邀请。1908年8月，严复被直隶总督杨士骧聘为北洋新政顾问官，每月500两，其中月薪300两、交通费200两。不久，又被学部聘任名词馆总纂，加上丞参堂的职务“两处共京足三百两”。学部差事很累，整天忙不停。杨士骧非常器重他，新政顾问只是一个闲职，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但俸禄一直照发不误。1909年，杨士骧突然病逝。继任陈夔龙上任不久，就停发了他的月薪。民国以后，严复身兼数职，每一职务都有不菲的薪水，可以说这段时期的收入在其人生中达到了高峰。
严复还有额外收入即稿费。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文。《直报》是德国人汉纳根开办的，估计要付一定的稿酬。自翻译《天演论》后，严复的名声大噪，纷纷有人请他译书。其翻译《原富》，获得稿酬颇费周折。那时天津要成立北洋译局，最初开价2400两，后估价3000两，但始终无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老板张元济花了2000两购买了版权。严复所译《原富》销量颇佳，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关于版税问题，严复与张元济曾进行多次讨论。后来翻译《社会通诠》时，严复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每批拟印书若干须先通知稿主，以备送印花；译利照出售之书，按账于每月底清算，由稿主派人收此约未废之先，稿主不得将此书另许他人印刷”。据资料记载，商务印书馆除支付严复稿酬外，其余报酬作为股份投资在商务印书馆生息。1911年、1914年、1916年、1917年这四年严复持400股左右，每股百元，这在严复账本、日记以及与张元济往来的书信中都有明确记载。1921年，在严复给严璩的信中，告以本年“商务印书馆红利以五百股一七分，分八千五百元”。自1916年后，严复不在政府任职，主要由商务印书馆的股金与股息维持生活。
从资料上看，严复投资过两份报纸。首先，投资《国闻报》。严复与王修植创办该报时，曾多方募集资金。当时在津的俄国人打算投资，提出报社主编必须由他们指定。遂遭到拒绝。随后由严复与王修植二人出资。《国闻报》后由日本人收购，据严复的好友夏曾佑称，“又陵（严复字又陵）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水师学堂总办大可不做矣”，说明严复挣了一些钱。其次，入股《大公报》。1902年6月7日，即报纸创刊前十日，严复致信英敛之“愿入股”。但直到1904年1月5日，才“允交前应入股千元”。《大公报》是中国近代一大报纸，经营状况不错，在严复账本中亦有数笔收益记录，如“收回大公报馆红利100元”。
回顾以上严复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些经历一方面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我们对严复这位文化巨人的认识。
图①天津水师学堂
图②1908年，严复与外甥女何纫兰合影
图③1910年商务印书馆印《初等小学堂习字帖》第九册
图④《天演论》慎始基斋初刊本
图⑤严复致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的信函
图⑥开平矿务局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