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版，544页
《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
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其研究主题是中世纪十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在英、法两国长期流行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écrouelles，scrofula，即淋巴结结核、慢性淋巴结炎等炎症），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以治愈这种疾病。
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患者从全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国王所在的地方，各地区的穷人感觉自己患上瘰疬病的时候，便持着手杖，沿着崎岖不平、有时非常危险的道路，前往法兰西岛宫廷或国王逗留的卢瓦尔河谷地，祈求国王的治疗奇迹。（87页）但是在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学研究中，中世纪欧洲“国王神迹”这样一种长期延续、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却没有引起重视，布洛赫说他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在这之前他在读戈德弗雷（Godefroy）的《礼仪论》（Le Ceremonial）的时候注意到法国国王的涂油礼问题，开始产生研究国王治病仪式以及所包含的王权观念的念头，但是当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研究的真正内涵和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中译本译者分别为《国王神迹》撰写的长篇导读文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理解这里所讲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和雅克·勒高夫都极为重视1914-1918年的战争经历对布洛赫的历史研究的深刻影响，以高度的洞察力和敏锐感揭示和分析了战争中的虚假信息和非理性行为使他目睹了一个准中世纪社会的重现，从而发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存在无法隔断的深层联系：“不理解现在就注定不理解历史”，这种“以理解现在去理解历史”的“回溯法”（méthode régressive）对于历史研究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勒高夫在“序言”中认为布洛赫通过研究1914-1918年士兵与民众的心理状态，阐明了自中世纪至十八世纪以前人们面对国王奇迹的态度。金兹堡则在“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该书标志着布洛赫的兴趣超越了传统历史学的边界，这是他借鉴了涂尔干（Durkheim）的学术理路的结果。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布洛赫不再将自然科学模式与历史研究模式看作是对立的，并且认识到了历史研究具有特殊性。布洛赫相信隐藏在历史中最深层的东西是最真实的，包括民众是如何被“错误的说法”煽动起来的，闲话、谎言、传说和谣言是如何传播的，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更能引起热爱历史思考之人的兴趣”。在撰写《国王神迹》之时，布洛赫相信自己触及的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历史，他试图在这个层面上解决历史研究在自然科学面前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定性的问题。
布洛赫把国王治病仪式作为引线，研究法、英两国长期赋予王权的超自然特征和“神秘性”，进而考察这种被神化的王权如何主导了欧洲历史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如果要研究国王是如何持久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只关注他们强加于臣民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运作的细节是不够的；进行抽象分析，从少数著名理论家著作中抽象出专制主义或神圣权利的概念，同样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围绕王室滋长起来的各种信仰和传说，在这里民俗研究会比任何理论学说告诉我们更多知识。（第4页）国王不是巫师，他们的统治权力也不是仅仅依赖被神化的光环，但是在中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广大民众对王权的忠诚感的确与笼罩在国王王冠上的超自然的神圣光环有紧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在布洛赫看来既有古老的源源，更有不断适应新的宗教环境和政治环境的生命力，这种延续性和发展性才是我们必须重视它、研究它的根本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说他所要做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为欧洲政治史贡献一份力量”，他指的是一种宽泛的而且具有真实意义的欧洲政治史。（第6页）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所谓“国王神迹”，就是指一种被神化的国王言行，一种被神圣光环包裹的政治统治术。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语境中，“神迹”呈现为不同的姿态、行为和言论，从为民治病到为民救难，本质是一样的：通过证实国王具有超越凡人的创造奇迹的能力，宣示王权乃天命所归，其政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最终目的是让臣民对王权彻底忠诚。但是，真正重要的还不是国王的动机、想法和对神迹行为模式的选择，而是它所面对的受众是谁、是否接受、如何传播、效果如何以及能否持续等一系列问题。说到底，国王如何装神弄鬼、如何表演是一回事，这套东西如何转化为能够掌握民众的精神武器才是最关键的事情。关于民众的信仰到底有多真诚，中世纪的文献肯定绝少有记录，布洛赫在研究中也没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布洛赫以今察古的研究方法，我们也不难发现关键的是两点：一是有狂热信仰的民众绝少有人去研究国王为什么能；二是国王虽然自己也不会真的相信自己能治好病，但是他知道民众一定会表示相信国王的手能治病，知道他们一定会说国王就是能。这就是布洛赫要力图揭示的在历史深处起着重要作用的那种力量。
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国王神迹”的目的是培养对王权合法性的忠诚意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作，它无法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王权统治体制和具体运作的行政、司法、经济体制等统治措施而独立存在。从圣化礼、加冕礼、徽章到触摸治病，都是围绕着权力的神圣化、权力的崇高光环而建构的权力意识形态，其要素是管治力量基础上呈现的仪式、集体心态、行为意象和传播效果，以及在这些表象底下的深层的心理状态，正是这些要素汇成一部整体性的政治权力史的重要篇章。金兹堡在序言中指出，事实上布洛赫的研究正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推进的：一方面，他借助极其精细的批判方法，消解了国王奇迹之神秘，并追溯信仰的起源，将其归因于王朝政治的操控；另一方面，在“错误”与传奇之外，他发现了一种更为深层的现实，那便是“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它使得对法国和英国国王神奇力量的信仰得以维持并传播。他还极为形象地描述了布洛赫的这一研究过程：“它像是一台极灵敏的地震仪，以精准而优美的方式记录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即君权及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从中世纪直到现代的兴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兹堡的结论是：布洛赫以一种更为“深层”、题材更为广泛的历史学的名义，拒绝狭隘、肤浅的政治史。我相信这对于所有关心政治史研究的读者和研究者都是很有启发性的箴言。
关于这部著作的深远意义，勒高夫在序言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深刻和有点动情：“马克·布洛赫留给未来的启示，是号召人们回归政治史，但那是一种革新了的政治史，一种‘历史政治人类学’——《国王神迹》将是历史政治人类学中的第一部且青春永驻的典范著作。”他对于“革新了的政治史”的界定很值得思考：历史的、政治的人类学，这意味着融合在一起的跨学科视角，以及历史语境主义的政治观念与权力史和民众心态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关于国王权力神圣性的思想史、言论史的重要案例，这些案例中的很多细节可以引申出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从当时宫廷的书记官的角度来看，关于国王触摸治病的神迹，在官方文件中应该记录还是不记录？在为政治家提供的讲稿中应该提还是不提？文人、修士在国王与教会之间选边站队的时候，“国王治病”这个问题作为一种表态依据的分量有多重要？在谈到“国王治病”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字眼、用什么腔调？所有这些，都是布洛赫力图在中世纪文献中苦苦寻找史料和证据来阐释的问题。
国王本人的最大意图当然是通过“国王神迹”给自己贴上神圣的关环，尤其是在权力地位未稳固或政治时局发生危机的时候更需要造神运动。也往往是在这种时候，国王能力神圣化的言论是他的廷臣最乐于廉价发明和奉献的，因为这是获得国王垂青的最好时机。这当然是布洛赫在研究中十分关注的问题。十四世纪前期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在国王施行治病神迹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增加了治病戒指这一新的仪式，布洛赫的分析是：“从执政之初，爱德华二世显然就不得人心。他必定认识到周围的危险，起码他身边的人替他意识到了这些危险。可以肯定，他也许很清楚地想到（不管是直接想到还是受人提示），要以强化国王职位带来的个人神圣性——从民众方面，国王职位是他最强大的条件——来消除人们对他的反感。实际上他确实想到了这一点。……他肯定不会忽视实施神奇治疗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他已经为瘰疬病人触摸，但是，我们知道，由于他名声不佳，所以成绩平平，而且不断下降。我们自然可以设想，他力图为自己创造奇迹的王冠增加一项新花饰，借此为自己雪耻。”（149页）同时，布洛赫的研究目光还投向了在国王身边的王后，他发现在英国宫廷的礼拜堂里，王后似乎与国王一起分享着圣化礼特权。他在可靠的文献资料中发现1369年3月30日，在温莎爱德华三世的妻子菲利帕“在丈夫之后重复了这个传统动作”，虽然这是他发现的仅有的一条史料，但他相信“如果各朝的王室账簿保存得更好些，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见到更多的资料提到这一点，至少在14世纪，不止仅有1369年王室账簿偶然保存下来的一例”。他认为应该强调的是，虽然菲利帕贵为王后，但她并不像玛丽·都铎、伊丽莎白或维多利亚一样以世袭的权利在位秉政，她的显赫地位纯粹来源于她与国王的婚姻。（151页）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颂扬国王神迹的言论中，还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就是以民族自豪感反对罗马教皇的普遍真理。法国修士纪尧姆·德·索克维尔大约在1300年作过一篇题为《大卫之子颂歌》的布道文，其中充满极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宣布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坚决反对罗马帝国所声称的普世霸权。他说法国国王配得上称作大卫之子，因为大卫的意思是“勇敢的手”，而国王的手是敢于为人治病的。布洛赫认为像这样来自布道讲坛的讲演必定对民众产生影响。
中译者在“译后絮语”中专门有一节论述“英法‘国王神迹’与中国‘皇帝神迹’”，在分析了中西王权神化思想的历史差异性之后，指出了：“中国传统‘皇帝神迹’一经成为思维定势并演化为民众心态，便固化为统摄民众心灵的永久性力量。这种统摄力弥漫开来，较之有形的经济与政治措施，渗透力更强，可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使民众‘无所逃避于天地之间’，不得不接受其影响，最终演化为传统政治思维的逻辑起点……这种心态是维护皇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540页）从欧洲的“国王神迹”联系到中国古代的“国王神迹”不仅有历史事实的有力支撑，而且从布洛赫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也有某种潜在的联系。1909年至1912年他和高师时期的学友马塞尔·葛兰言（Marcel Granet）、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一起在梯也尔基金会从事研究工作，葛兰言对中国古代节日、神话和仪式的研究对于布洛赫日后的研究方向应该产生过影响。在《国王神迹》中，布洛赫也提到了中国的君主：“真正具有神圣性的国王被人们认为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按照其他许多民族中存在的观念，特别是盛行于中国社会的观念，君主被认为对万物的秩序负有责任。”（43页）
另外，中译者还谈到王权神化的思想并没有在当代政治中消失，认为关于王权的神圣性与神秘性是人类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生命力最顽强的心智遗产，“古往今来，获得权力的人似乎总有一种制造‘权力神圣观念’的欲望。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当今世界，仍有当权者为自己制造‘奇迹’”。他举了中新网报道的一则消息为例：2007年初冈比亚共和国总统叶海亚·贾梅曾宣称自己拥有可以治疗哮喘和艾滋病的“神秘的力量”。可以相信，除了治病以外，还有不少领域可以显示当代国王的神奇力量。
布洛赫不仅是“历史政治人类学”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历史图像学的重要先驱。在研究“国王神迹”与民众集体心态的过程中，必然要研究仪式中的人物行为、手势、动作、场景等因素，而图像正是记录这些形象情景的最好载体。布洛赫的“导言”中提到了所利用的不同种类史料，其中包括了人物雕像碑和肖像资料，虽然在当时他所看到的肖像资料相当稀少，但是他非常重视，在论述过程中时常引用和阐释，在附录中更有一份详细准确的图像目录清单。在布洛赫的具体论述中，即使是相当稀少的图像也多次起到了“证史”作用，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对“图像即史”的敏感和思考。
他认为中世纪的宗教肖像画中，一直没有表现国王治病这种奇异的题材，因为这几乎会被视为亵渎神明。直到在十五世纪末的法国，国王的治病行动首次出现在艺术领域，其背景是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为神化王权的辩护者在舆论上普遍压倒了教皇至上权威的拥护者，人们开始普遍地讨论国王的神奇力量。他引用和评述了两幅作品来论证在艺术图像中折射出来的政治舆情的变迁。一幅是十三世纪的描绘忏悔者爱德华双手放在罹患瘰疬病的妇女身上的彩饰画，“这幅画当然应算作一件圣徒传记作品”；另一幅作品在文献记录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1488年圣米歇尔山修道院的彩色玻璃窗画中有一幅描绘的是法国国王走到公园里为众多患者治病，“他以右手逐个触摸他们，从前额到下巴，从一个脸颊到另一个脸颊”。虽然原画已经不可见，但是布洛赫认为“在这个教堂为表达信徒的崇拜而绘制的图画中，国王的奇迹与圣徒的奇迹并驾齐驱地绘制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当时的情况似乎是，相信君主具有创造奇迹的能力，这一古老的信仰已经取得了确定无疑的胜利，不仅如上所述，取得了对于政治对手的胜利，而且也战胜了剧烈且隐秘的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在很长时期中见证了教会舆论中存在的极为活跃的各因素”。（122页）但教会人士还是要向国王和公众强调国王治病的神迹首先要归功于神圣的涂油礼，在1484年5月查理八世登基庆典的时候，兰斯主教在城门口对国王发表演讲时提醒他注意，他所具有的神圣的治病能力应该归功于涂油。“但是仅用语言说说是不够的：图画更能有效地唤起民众与国王本人的想象力”。于是他们在国王及其随从要经过的道路旁建起了挂满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图画”的脚手架，这些图像和配搭的几行文字显然意在突出“神圣涂油礼的威力”。但是布洛赫在相关的描述文献中注意到“‘马队从上述场景前’匆匆而过，骑在马上的人只能投去短促的一瞥，没有停下来阅读这挂图。他们只是注意到那场景表现的是治疗瘰疬病……”（253页）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即便只是文献记载中图像的展示方式和观看的行为特征同样引起了布洛赫的关注和分析，这不仅是王权政治史，同时也是政治思想史和舆情史的图史互证的很好例证。在中世纪末期的法国，对圣徒马库尔（Marcoul）的崇拜，与对国王奇迹的信仰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在布洛赫解开这个历史迷局的过程中，图像史料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位马库尔生活在公元540年前后，是一位虔诚的修道院院长，大约到了十二十三世纪被人们相信专擅瘰疬病治疗，原因是这种疾病的名称近似于他的名字。在十五世纪，圣马库尔作为圣徒的声望开始急剧升温，布洛赫以肖像学的资料作为证据。（241页）到十六世纪，他的圣徒形象与国王的密切关系被建立起来，国王在实施治病仪式的过程中必须向这位圣徒致敬。布洛赫在圣里基耶大教堂的装饰图像中发现圣马库尔手中握着牧杖，他脚下跪着的是盛装的法国国王，这位圣徒正在以神圣之手触摸着这位君主的脸颊，其姿势正是彩饰画和版画上通常表现国王触摸瘰疬病人的姿势。（图1）这幅图画下面的一段拉丁铭文，使图画的意思非常明白：“啊，马库尔……由于您将这种能力施赠于法国国王，同为医生的法国国王也享有了同样的医治瘰疬病患者的力量。”（254页）这是很清晰的图文互证的例子，但是也有内容比较复杂的图像。布洛赫精心搜集了另外几幅图像及相关资料：路易十四时代著名宗教画家让·茹弗内完成的国王治病（油画），背景之中正在低头祈祷的修道院院长就是圣马库尔；大约与此同时，圣伍尔夫朗修道院的一位画家受让·茹弗内的启发也绘制了路易十四为人治病的图画，在国王旁边也绘有圣马库尔；在圣布里斯教堂的一幅圣坛画上，圣马库尔与国王并肩而立，都以近乎相同的举着右手的姿势为聚拢在他们脚下的患众祈福；1638年科尔贝尼修道院院长唐·乌达尔·布儒瓦发表《圣马库尔赞词》，卷首插图描绘的是一位国王把手伸向一位病人，第三个人物就是圣马库尔。十七世纪的H.埃贝尔完成的一幅雕刻和为圣克鲁瓦教堂打制的一枚徽章都绘制了国王与圣马库尔面对面的形象，同样表达了力量的超自然性传递的信念；甚至在法国境外也发现有类似的图像作品，说明“无论在哪里，圣像都在传布这一理念，即这位鲜为人知的古代圣徒、隐修者，一个修道院的建立者，墨洛温时代的抗魔者，在国王治病力量的起源及持续存在中发挥着作用”。布洛赫在注释中继续考证和阐释相关的图像资料。（256页）全书最后附录二长达十二页的“图像说明”更能全面地说明布洛赫对图像史料的重视程度。他说“我尽己所能收集了一些与国王奇迹相关的图画或造型作品……读者将看到，我已经很幸运地在整体规模上显著扩展了国王触摸与治病仪式的肖像画档案”。（403页）在方法上，他首先说明每一幅作品的刊载情况和对它们的相关研究，并在合适的地方增加了简短的考辨；在考辨中他比较关注图与图和图与文献之间的比较分析，同时在表述时要考虑如何使读者容易理解。在“对瘰疬病的触摸治疗”类别的图像资料中，他重点分析了其中的一幅《一位法国国王接受圣餐的面包与酒，并准备触摸瘰疬病患者》（十六世纪）。他首先思考的是“这幅画的确切主题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具体描述了画面上的国王、主教、修士等人物的衣装、动作、手势，以及背景中的建筑、人群和远处景物，然后更深入分析国王正在领受圣餐中的面包和酒的情景，从而试图证实艺术家的主要意图是要显示法国君主的两个突出的特权：与教士一样领受圣餐，能创造治病的奇迹。最后提出有待解决的疑问：作者可能为何人？初步结论是“大概出自低地国家的某位艺术家之手，受到意大利画风的影响”。（407页）关于图像研究的这些方法论和研究案例，是我读这部《国王神迹》的意外收获。
图 1 圣库马尔向一位法国国王传达治病能力。圣里基耶修道院（索姆省）。
